“雄豪”论杜
——北宋前期一种独特的杜诗接受现象解读
梁桂芳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有宋三百年的陶铸是最为关键的一段时期。作为两宋的文化楷模，杜甫受到多方尊崇，概要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诗圣”说、“诗史”说、“集大成”说、“无一字无来处”说等，涵盖了对杜甫的道德判断和诗歌内容、艺术的审美判断等各个方面，后世论杜很难再超越以上范围。这些观点渐成规模是在北宋建国近百年的庆历（1041-1049）、嘉祐（1056-1064）时期，由王安石、苏轼等人首发其端，后得到“江西诗派”为代表的诗人极力发扬，并最终定型，从而奠定了杜甫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正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不要说中晚唐的杜甫接受相对寥落，即便是热闹的两宋，也曾一度局面冷清，特别是北宋前期。宋初近百年间，专门论杜、注杜者屈指可数，对杜诗做初步整理的仅有孙仅、王洙等人，而被后人当成尊杜代表的王禹偁、欧阳修更为推崇的分别是白居易和李白。杜甫在宋初还只是被看作如李白、王维等一样杰出的唐代诗人，没有受到顶礼膜拜，但这也决定了此际的杜诗接受是多元化的，尚未形成定势。然就在这有限的论杜文献中，出现了一种对宋代杜论、诗论颇有影响，却几乎没有被学界注意到的杜诗接受现象：即北宋前期的“雄豪”论杜。“雄豪”并非杜诗主体风格，也不是宋诗主要审美取向，因而其出现令人深思，对其表现、产生及影响等的探讨也颇具启示意义。
一
“雄豪”作为对作品风格的一种描述，“雄”指雄壮、有魄力，“豪”指豪迈、纵恣，“雄豪”谓作品气魄宏大、豪放不羁。所谓“雄豪”论杜，实质是对人们接受杜诗时相近倾向的一种概括，它包括或以“雄”称杜，或以“豪”赞之，或以“健”推之，或以近于“雄豪”含义的词藻描绘杜诗，但其核心都在于强调一种雄放纵恣、强劲有力的诗风。以“雄豪”称杜，实际始于唐代。与杜甫同时的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中言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如猛兽腾跃，似海风鼓荡，气势豪放。韩愈是较早给予杜甫以崇高评价的人，但他注重学习的也是其壮大沉雄，认为杜诗“垠崖劃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充溢着流动震荡的力度美。但“雄豪”论杜真正成为一代风气，是在北宋建立后的六、七十年，以天圣（1023-1032）、景祐（1034-1038）间最为突出。其时，正值论杜观点渐趋定型化的庆历、嘉祐前夕。
赵宋建国后，杜诗日益受到重视。南宋高宗时人晁公武曾云：“本朝自王原叔以后，学者喜杜诗。”[1]（王原叔即王洙（997-1057），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曾搜集整理《杜工部集》二十卷，为后世杜诗之祖本。就是在这种“喜杜诗”的氛围中，“雄豪”言杜的论调一再出现。如真宗时人田锡《贻宋小著书》云：“锡以是观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牛僧孺辩论是非，陆宣公条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张谓、吕温之雅丽。锡既拙陋，皆不能宗尚其一焉。”在田锡看来，“高深”、“精博”、“雅丽”等是有唐诗文大家的主体风格。至于杜诗，田锡不仅将其与豪迈的李白诗歌并提，而且认为其诗作最鲜明的特色乃是“豪健”。这种看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不妨略举几例：
作者：梁桂芳，福州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独能嗣之。（范仲淹《祭石学士文》）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欧阳修《六一诗话》）
寂寞风骚主，先生第一才。诗魄躔斗室，笔力撼蓬莱。运动天枢巧，奔腾地轴摧。万蛟盘险句，千马夹雄才。势走岷峨尽，辞含混沌来。 （张伯玉《读子美集》）
少陵推健材孤出，彭泽清闲兴最长。 （曾巩《孙少述示近诗兼仰高致》）
杜叟诗篇在，唐人喜力豪。 （苏辙《和张安道读杜集》）
又闻杜工部诗如爽鹘摩霄，骏马绝地。 （王谠《唐语林》卷二）
以上摘录的杜诗诸评，囊括了当时诗坛的主要诗人群体。无论是欧阳修的“豪放之格”、张伯玉的“奔腾地轴摧”，还是苏辙的“喜力豪”、王谠的“爽鹘摩霄，骏马绝地”等，强调的都是一种豪放有力的诗风，这在当时为数未丰的杜评中，是一种颇为普遍的论调。即便是一代文坛领军人物的苏轼，在《东坡先生志林》卷十一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向言会也。”“向言”指苏轼曾言荔枝似江瑶柱。二者一为陆生植物，一为水生动物，但其味美正相敌；杜甫和司马迁一写诗，一为文，然其文风有相似处，若联系时代思潮，一贯用以评司马迁文的“雄深雅健”或许是其相通因素之一。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云：“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虽然是批判，但也可反证宋人以“雄深雅健”论唐诗非止一家。
宋人不仅在理论上标举雄豪，创作中也实践着自己的主张。像欧阳修称赞“以气自豪”[2]（卷二四，《石曼卿墓表》）的石延年，其《古松》、《筹笔驿》等诗作即语劲气足、磊落震荡。欧阳修诗歌不以豪放著称，但前期作品亦颇有豪快之作，如《哭曼卿》、《圣俞会饮》、《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等堪为代表。故石介将欧阳修和石延年、杜默并称为诗中“三豪”，因为他们的诗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追求雄豪的倾向。类似的还有梅尧臣，他向以平淡著称，但诗歌亦有雄奇的一面，如《梦登河汉》、《黄河》等就十分雄浑壮丽。而最突出的还是苏舜钦，《宋史》本传谓其“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的确，“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3]（P267），始终是苏舜钦诗的主要特色。这些在创作上具有豪劲取向的诗人，都推崇杜诗，存在着“雄豪”论杜的倾向。譬如，苏舜钦一贯尊崇杜甫，二十九岁时就整理编辑了《杜甫别集》。其《题杜子美别集后》云：“三本相从，复择得八十余首，皆豪迈哀顿，非昔之攻诗者所能依倚。”杜诗在他看来主要特色就是“豪迈哀顿”。
二
“雄豪”论杜虽然只是杜诗接受过程中一个短暂的特殊现象，但它绝非孤立、偶然的文学现象，其发生不仅与时代文化、诗风流变息息相关，而且是深入理解杜诗精神后对其较为新鲜的一种解读。
首先，“雄豪”论杜的发生有其时代根源。北宋建国后，政治稳定，经济恢复，文化发展，社会很是繁荣。仁宗朝更是励精图治，欣欣向荣，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力图奋发有为的“少年气象”。这波及到诗人的心态，他们不再满足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宁静平和，而是追求磊落豪放、有为于世，即便向来以“平淡”著称的梅尧臣也在诗中抒发感慨：“月缺不改光，剑折复铸良。势力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古意》）显得气势刚正而快意纵恣。在时代文化的冲击下，宋初一度风行过的平易的白体、雅致的昆体、枯瘦的晚唐体，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诗歌创作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追求，其取向之一就是对直抒胸臆、豪迈不拘的“雄豪”诗风的好尚。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描绘了当时诗坛的审美趣味：“皇祐已后，时人作诗尚豪放，甚者粗俗强恶，遂以成风。”“雄豪”论杜的发生，正是在时代风气推动下，诗人以自己的审美观来衡量与规模杜诗，借以阐发主张、摹写胸襟的结果。
其次，“雄豪”论杜的发生是诗风流变的必然。宋初诗坛，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等为一时主宰，诗人重闲适、情韵以及雕章琢句，诗格相对柔弱卑下，缺乏昂扬气象，所谓“文章柔靡，风俗巧伪”[4]（卷九，《上时相议制举书》）。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出，主张以“气格”挽救诗风的颓靡，“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3]（P407）。首先，论者早已指出，诗分唐宋的原因之一就是唐诗重“情韵”，而宋诗重“气格”。“‘气’主要是被理解为艺术家个人天赋的气质个性，以及和这种气质、个性相连的艺术家的才能”[5]（P183），可见，气格多与诗人的才性识见密切相关，而才性的自由发挥更易于形成诗歌散文化、议论化等雄肆倾向。以气格为诗，更便于铺叙抒写诗人的豪放纵横之情，表现在诗论上则是标举天才豪放、雄劲峭拔之风。与诗论的转变相应，诗人普遍注重杜诗雄健的一面，“雄豪”论杜一时成为风尚。其次，诗风的“雄豪”，往往仰仗于内在感情的强烈、元气的充沛。“元气”即浩然刚正之气，以此评诗，必重刚健；以此为做诗之根本，诗风则多豪迈劲健。而注重以“元气”论杜的评述亦屡见不鲜，如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指出：“文者，天地真粹之气”，杜甫乃“真粹气中人也”，其诗“气淳而长”；王安石《杜甫画像》亦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总之,“雄豪”论杜是诗史演进中对柔靡诗坛的反动，是诗风流变中强调“气格”的必然产物。
其三，“雄豪”论杜现象的发生与杜诗本身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杜诗号称“集大成”，所谓“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6]（P240）杜诗同时又“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指出杜诗后分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清代叶燮也认为刘禹锡、杜牧承传了杜诗的“雄杰”[7]（P8）。可见，于包源流、综正变的杜诗而言，雄豪是其重要风格之一。
杜诗风格尽管多样，但仍然以壮丽雄奇的阳刚之美为主，这是毫无疑义的。杜甫不但颇多笔力雄强、气象阔大的诗作，如《饮中八仙歌》、《高都护骢马行》等，而且对于风格纤弱、笔致细碎的诗风有所不满，其《戏为六绝句》云：“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明确标举雄壮的审美观。明人胡应麟论杜甫七言诗的“壮美”，分之为“壮而闳大”、“壮而豪宕”、“壮而瘦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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