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稚荃等论杜三则
李 江(辑)
黄稚荃[1]论杜诗的高、大、深
杜诗的优点,清人刘熙载概括得好,他说:“杜诗的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2]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3]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惟其不惜吐弃,故于吸收前人著作与乎斟酌自己的章句极为精严,绝不轻于取拾。惟其广于涵茹,故“不薄今人爱古人”,于今古人著作,不轻加否定,转益多师,取精用宏。且眼前一切,皆纳之诗中,大而《北征》、《洗兵马》,小而《修水筒》、《树鸡栅》,内涵之广,千汇万状,淼无涯涘。惟其工于曲折,故遇物能写难状之景,抒情能出不说之意,表达能力之强,使读其诗者,千载宛如目前,细大无不可观。
杜甫的思想和感情,亦可以高、大、深三字概之。杜甫以康济为心,契稷[4]自许,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理想,具有“济时肯杀身”、“济时敢爱死”的精神,他最厌恶“各“有稻粱谋”、“但自求其穴”的个人利己主义,此其高矣。当奉先探亲,“幼子饥已卒”时,他由自己的痛苦更推想到生活不如他的“平人”,乃至“失业徒”、“远戍卒”,使自己的忧愁亦更不能遏止。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室内漏雨时,他希望出现“广厦千万间”,以“大庇天下寒士”。他的《朱凤行》不啻[5]为他写照。朱凤自己已很凄凉,,“哀鸣侧顾”,但还”下悯百鸟在罗网”,“愿分竹实及蝼蚁”,此其大矣。杜甫“致君泽民”的思想始终如一,虽不在其位,造次[6]颠沛,终无所易。《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已是绝笔,还说“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为国家祸乱未平,人民将继续吃苦而担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种一往不返的忠爱之心,可谓深矣。
(摘自《草堂》总第五期)
注释:
[1]黄稚荃(1908-1993):女,四川江安人,笔名杜邻。诗人、书法家、画家,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著有《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杜诗札记》《杜邻存稿》等。
[2] 吐弃:因厌恶而抛弃。《汉书》九七上《孝武李夫人传》:“今见我毁坏,颜非故,必畏恶吐弃我。”
[3] 涵茹:包涵、容纳。
[4] 契稷:契是商代的祖先,推行文化教育。稷是周代的祖先,教民播种五谷。二人都是古代贤臣。
[5] 不啻:无异于。明归有光《震川集·花史馆记》:“百年之内,视二千年不啻一瞬。”
[6] 造次:仓卒、急遽。
按:汉魏以来,诗人何啻千万 ,为什么杜诗在中国二千年的诗史上,居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最关键的地位?黄稚荃杜诗“高、大、深”的论述,揭示了杜诗成为爱国诗、爱民诗的光辉典范的原因,这就是惟杜甫一人之诗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成就最大,最为完美。
缪钺[1]论夔州诗的特点
杜甫来到夔州,怀着儒家积极救世的精神,仍然忧国忧民,而绝不消极绝望。他在夔州诗中说:“勋业频看镜,行藏独依楼。时违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又说:“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可见他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仍然想“报主”,以建“勋业”而“正乾坤”。
杜甫在夔州期间,国家形势仍然是内忧外患,动荡不安。杜甫对此非常关心,时常反映在《绝句三首》、《诸将》等诗篇之中。战乱频烦,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杜甫耳闻目睹,深切同情,发出沉重的哀叹。如“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盗贼浮生困,诛求异俗贫。”(《东屯北崦》)等均是。至于“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亦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竪子摘苍耳》)则更是他早年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样的沉痛。杜甫早年所作“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之类陈诉民生,弹劾时政腐败的诗篇,而在夔州所作的则是在各种题目中随时流露,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其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则是始终如一的。
杜甫寓夔时已是五十五、六岁的晚年,而又生活平静,所以经常回忆往事。他在诗中说:“自我登陇首,十年经碧岑。剑门来巫峡,依薄浩至今。故园暗戎马,骨肉失追寻。时危无消息,老去多归心。”(《上后园山脚》)在这种怀旧思乡的心情中,有时感伤国家的兴衰变乱,有时追忆自己的一生行迹,有时想到亲友的生存死亡、悲欢离合,因此写出不少情深意挚的诗篇。例如《壮游》、《昔游》、《遣怀》、《往在》、《洞房》、《宿昔》、《秋兴八首》、《八哀诗》这些追怀往事的诗篇都寄托着关心国事伤乱思治之情。
杜甫平生不但善于在诗篇中陈诉当时的民生疾苦,并且也善于摹写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山水诗也是杜甫夔州诗中的一个重点。夔州的山水,险峻雄奇,风云变幻,又与陇蜀间不同,于是杜甫运用其敏锐的观察与感受,在诗篇中描绘出了夔州山水的特殊景象。如《白帝》、《返照》、《瞿唐两崖》、《瞿唐怀古》、《江涨》、《秋兴八首其一》等等。由于江山之助,使杜甫诗中出现了许多惊人的警句,也由于杜甫卓越的诗才,向世人展现了夔州山水的险峻雄奇,可谓相得益彰。
杜甫在夔州的日常生活如引水、树鸡栅······等等,也都叙写于诗中,而且写得非常朴实细致,并且有时表现出对于劳动人民的同情。
杜甫到夔州后,他的诗境更进了。他曾自述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此处所谓“诗律”,是指作诗艺术风格与手法的一切规律。杜甫晚岁,更深切体会到诗艺的精进实无止境。
杜甫夔州诗艺精进,表现在古诗的艺术风格更为朴老苍劲,豪迈跌宕,而七古则尤多以奇警见长。律诗艺术方面的精进与创新,居夔以后,又有所开拓与突破。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杜甫为了使律诗容纳更广阔的内容,想出一种“组诗”的新办法,在一个题目之下,作数首律诗,其中意脉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二、杜甫善于以诗叙写现实,寓夔之时,饱经丧乱,诗艺纯熟,于是将他对现实感受之情洗炼浓缩,化为意象,使意象超越现实。
三、杜甫运用古诗的句法与气势于律诗之中,创为“拗体”,将句中平仄字的配合加以变化,使其音响拗折,兀奡有奇气。
四、杜甫对五言长律又精心结撰,发展为长达四十韵或百韵的宏篇伟制。
(摘自《草堂》总第八期)
注释:
[1]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杜甫研究会会长。出版文史著作多种,汇为《缪钺全集》共八卷。
按:杜甫的夔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诗艺成熟,应该得到科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杜甫在夔州仍然是一位热望为国为民建勋业、正乾坤、壮心不已,力陈济世之策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在诗艺上,夔州诗达到了精进创新,随心所欲而不逾距的境界;而在诗体、诗律上,又有许多开创性的成就,如长排、七律、组诗与诗法等等。杜甫在这一阶段的诗风、诗艺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不仅宋诗深受其影响,即元、明、清三代以迄于今的诗人,都无不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曾经一度相对地忽略过夔州诗的价值,误认为杜甫在入夔以后,从思想到诗艺都停滞了,甚至倒退了。缪老此论可以说是对杜甫夔州诗的正确评价。
屈守元[1]谈杜甫夔州诗的数量
钱注本[2]杜诗共1423首,其中夔州诗429首 [3],约占杜诗全部总数的30%。杜甫寓夔两年,平均每年创作215首,与他平生每年创作平均数之比约为6:1.夔州两年是杜诗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再从杜甫诗歌古、近体的情况看。夔州诗古体90首,近体339首,其比为3·7:1.杜甫的近体诗在全部诗歌创作中的比例,入蜀后有所增加,而夔州时期达到了最高峰。
再看一看近体诗中七言律诗和五言长律的情况。
杜甫所作近体诗总数为1008首,其中七言律诗共152首,而夔州所作七言律诗竟有54首。杜甫七言律诗的创作,在蜀中数量大有增加,而夔州的数量又是蜀中创作的最高峰。
杜甫在夔州,生活虽然艰苦,但事情却更闲旷。诗已经成为他养老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了。这时他往往是排日作诗。夔州诗是杜甫创作最旺盛时期的作品。
(摘自《草堂》第八期)
注释:
[1]屈守元(1913-2001):名爱艮,字守元,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成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历代文选》、《中国文学简史》等。
[2] 钱注本:指钱谦益签注本《杜工部集》,本文所引数据均以此为准。
[3] 据简锦松在《夔州诗全集》中统计,杜甫夔州诗篇共计462首,写于云安县者16首,写于出峡以后着3首,在夔州本城(夔府)所作者44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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