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豪”论杜
——北宋前期一种独特的杜诗接受现象解读
梁桂芳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有宋三百年的陶铸是最为关键的一段时期。作为两宋的文化楷模,杜甫受到多方尊崇,概要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诗圣”说、“诗史”说、“集大成”说、“无一字无来处”说等,涵盖了对杜甫的道德判断和诗歌内容、艺术的审美判断等各个方面,后世论杜很难再超越以上范围。这些观点渐成规模是在北宋建国近百年的庆历(1041-1049)、嘉祐(1056-1064)时期,由王安石、苏轼等人首发其端,后得到“江西诗派”为代表的诗人极力发扬,并最终定型,从而奠定了杜甫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正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不要说中晚唐的杜甫接受相对寥落,即便是热闹的两宋,也曾一度局面冷清,特别是北宋前期。宋初近百年间,专门论杜、注杜者屈指可数,对杜诗做初步整理的仅有孙仅、王洙等人,而被后人当成尊杜代表的王禹偁、欧阳修更为推崇的分别是白居易和李白。杜甫在宋初还只是被看作如李白、王维等一样杰出的唐代诗人,没有受到顶礼膜拜,但这也决定了此际的杜诗接受是多元化的,尚未形成定势。然就在这有限的论杜文献中,出现了一种对宋代杜论、诗论颇有影响,却几乎没有被学界注意到的杜诗接受现象:即北宋前期的“雄豪”论杜。“雄豪”并非杜诗主体风格,也不是宋诗主要审美取向,因而其出现令人深思,对其表现、产生及影响等的探讨也颇具启示意义。
一
“雄豪”作为对作品风格的一种描述,“雄”指雄壮、有魄力,“豪”指豪迈、纵恣,“雄豪”谓作品气魄宏大、豪放不羁。所谓“雄豪”论杜,实质是对人们接受杜诗时相近倾向的一种概括,它包括或以“雄”称杜,或以“豪”赞之,或以“健”推之,或以近于“雄豪”含义的词藻描绘杜诗,但其核心都在于强调一种雄放纵恣、强劲有力的诗风。以“雄豪”称杜,实际始于唐代。与杜甫同时的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中言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如猛兽腾跃,似海风鼓荡,气势豪放。韩愈是较早给予杜甫以崇高评价的人,但他注重学习的也是其壮大沉雄,认为杜诗“垠崖劃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充溢着流动震荡的力度美。但“雄豪”论杜真正成为一代风气,是在北宋建立后的六、七十年,以天圣(1023-1032)、景祐(1034-1038)间最为突出。其时,正值论杜观点渐趋定型化的庆历、嘉祐前夕。
赵宋建国后,杜诗日益受到重视。南宋高宗时人晁公武曾云:“本朝自王原叔以后,学者喜杜诗。”[1](王原叔即王洙(997-1057),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曾搜集整理《杜工部集》二十卷,为后世杜诗之祖本。就是在这种“喜杜诗”的氛围中,“雄豪”言杜的论调一再出现。如真宗时人田锡《贻宋小著书》云:“锡以是观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牛僧孺辩论是非,陆宣公条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张谓、吕温之雅丽。锡既拙陋,皆不能宗尚其一焉。”在田锡看来,“高深”、“精博”、“雅丽”等是有唐诗文大家的主体风格。至于杜诗,田锡不仅将其与豪迈的李白诗歌并提,而且认为其诗作最鲜明的特色乃是“豪健”。这种看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不妨略举几例:
作者:梁桂芳,福州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独能嗣之。(范仲淹《祭石学士文》)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欧阳修《六一诗话》)
寂寞风骚主,先生第一才。诗魄躔斗室,笔力撼蓬莱。运动天枢巧,奔腾地轴摧。万蛟盘险句,千马夹雄才。势走岷峨尽,辞含混沌来。 (张伯玉《读子美集》)
少陵推健材孤出,彭泽清闲兴最长。 (曾巩《孙少述示近诗兼仰高致》)
杜叟诗篇在,唐人喜力豪。 (苏辙《和张安道读杜集》)
又闻杜工部诗如爽鹘摩霄,骏马绝地。 (王谠《唐语林》卷二)
以上摘录的杜诗诸评,囊括了当时诗坛的主要诗人群体。无论是欧阳修的“豪放之格”、张伯玉的“奔腾地轴摧”,还是苏辙的“喜力豪”、王谠的“爽鹘摩霄,骏马绝地”等,强调的都是一种豪放有力的诗风,这在当时为数未丰的杜评中,是一种颇为普遍的论调。即便是一代文坛领军人物的苏轼,在《东坡先生志林》卷十一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向言会也。”“向言”指苏轼曾言荔枝似江瑶柱。二者一为陆生植物,一为水生动物,但其味美正相敌;杜甫和司马迁一写诗,一为文,然其文风有相似处,若联系时代思潮,一贯用以评司马迁文的“雄深雅健”或许是其相通因素之一。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云:“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虽然是批判,但也可反证宋人以“雄深雅健”论唐诗非止一家。
宋人不仅在理论上标举雄豪,创作中也实践着自己的主张。像欧阳修称赞“以气自豪”[2](卷二四,《石曼卿墓表》)的石延年,其《古松》、《筹笔驿》等诗作即语劲气足、磊落震荡。欧阳修诗歌不以豪放著称,但前期作品亦颇有豪快之作,如《哭曼卿》、《圣俞会饮》、《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等堪为代表。故石介将欧阳修和石延年、杜默并称为诗中“三豪”,因为他们的诗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追求雄豪的倾向。类似的还有梅尧臣,他向以平淡著称,但诗歌亦有雄奇的一面,如《梦登河汉》、《黄河》等就十分雄浑壮丽。而最突出的还是苏舜钦,《宋史》本传谓其“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的确,“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3](P267),始终是苏舜钦诗的主要特色。这些在创作上具有豪劲取向的诗人,都推崇杜诗,存在着“雄豪”论杜的倾向。譬如,苏舜钦一贯尊崇杜甫,二十九岁时就整理编辑了《杜甫别集》。其《题杜子美别集后》云:“三本相从,复择得八十余首,皆豪迈哀顿,非昔之攻诗者所能依倚。”杜诗在他看来主要特色就是“豪迈哀顿”。
二
“雄豪”论杜虽然只是杜诗接受过程中一个短暂的特殊现象,但它绝非孤立、偶然的文学现象,其发生不仅与时代文化、诗风流变息息相关,而且是深入理解杜诗精神后对其较为新鲜的一种解读。
首先,“雄豪”论杜的发生有其时代根源。北宋建国后,政治稳定,经济恢复,文化发展,社会很是繁荣。仁宗朝更是励精图治,欣欣向荣,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力图奋发有为的“少年气象”。这波及到诗人的心态,他们不再满足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宁静平和,而是追求磊落豪放、有为于世,即便向来以“平淡”著称的梅尧臣也在诗中抒发感慨:“月缺不改光,剑折复铸良。势力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古意》)显得气势刚正而快意纵恣。在时代文化的冲击下,宋初一度风行过的平易的白体、雅致的昆体、枯瘦的晚唐体,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诗歌创作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追求,其取向之一就是对直抒胸臆、豪迈不拘的“雄豪”诗风的好尚。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描绘了当时诗坛的审美趣味:“皇祐已后,时人作诗尚豪放,甚者粗俗强恶,遂以成风。”“雄豪”论杜的发生,正是在时代风气推动下,诗人以自己的审美观来衡量与规模杜诗,借以阐发主张、摹写胸襟的结果。
其次,“雄豪”论杜的发生是诗风流变的必然。宋初诗坛,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等为一时主宰,诗人重闲适、情韵以及雕章琢句,诗格相对柔弱卑下,缺乏昂扬气象,所谓“文章柔靡,风俗巧伪”[4](卷九,《上时相议制举书》)。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出,主张以“气格”挽救诗风的颓靡,“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3](P407)。首先,论者早已指出,诗分唐宋的原因之一就是唐诗重“情韵”,而宋诗重“气格”。“‘气’主要是被理解为艺术家个人天赋的气质个性,以及和这种气质、个性相连的艺术家的才能”[5](P183),可见,气格多与诗人的才性识见密切相关,而才性的自由发挥更易于形成诗歌散文化、议论化等雄肆倾向。以气格为诗,更便于铺叙抒写诗人的豪放纵横之情,表现在诗论上则是标举天才豪放、雄劲峭拔之风。与诗论的转变相应,诗人普遍注重杜诗雄健的一面,“雄豪”论杜一时成为风尚。其次,诗风的“雄豪”,往往仰仗于内在感情的强烈、元气的充沛。“元气”即浩然刚正之气,以此评诗,必重刚健;以此为做诗之根本,诗风则多豪迈劲健。而注重以“元气”论杜的评述亦屡见不鲜,如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指出:“文者,天地真粹之气”,杜甫乃“真粹气中人也”,其诗“气淳而长”;王安石《杜甫画像》亦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总之,“雄豪”论杜是诗史演进中对柔靡诗坛的反动,是诗风流变中强调“气格”的必然产物。
其三,“雄豪”论杜现象的发生与杜诗本身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杜诗号称“集大成”,所谓“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6](P240)杜诗同时又“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指出杜诗后分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清代叶燮也认为刘禹锡、杜牧承传了杜诗的“雄杰”[7](P8)。可见,于包源流、综正变的杜诗而言,雄豪是其重要风格之一。
杜诗风格尽管多样,但仍然以壮丽雄奇的阳刚之美为主,这是毫无疑义的。杜甫不但颇多笔力雄强、气象阔大的诗作,如《饮中八仙歌》、《高都护骢马行》等,而且对于风格纤弱、笔致细碎的诗风有所不满,其《戏为六绝句》云:“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明确标举雄壮的审美观。明人胡应麟论杜甫七言诗的“壮美”,分之为“壮而闳大”、“壮而豪宕”、“壮而瘦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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