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编》卷五）等十四类，虽不免有琐细与含混之嫌，但毕竟指出了杜诗“壮美”的丰富性，不为无见。“壮”谓波澜壮阔、气势涌动，其中就包含了“雄豪”追求力度与气势的因素。当然，学界对于杜诗主体风格的评价是“沉郁顿挫”，是指杜诗内容上的博大精深、忧愤郁勃；形式上的波澜老成、顿挫变化；语言上的精炼准确、含蓄蕴藉。然仔细品味，所谓“忧愤郁勃”、“顿挫变化”，其底蕴都是偏于雄厚劲健、深透有力的，诚如洪亮吉《北江诗话》所论：“杜浣花之诗，佳处在力透纸背。”同时，杜甫性格当中也有狂放的一面，这在《新唐书》、《旧唐书》中均有记载。他自言 “性豪业嗜酒”（《壮游》），还自称“狂夫”，别人也说“杜甫狂处遗天地”（杨巨源《赠从弟茂卿》）。“狂”谓放荡不羁、不拘小节，“雄豪”的诗风某种程度上是杜甫人格的外现。可见，“雄豪”论杜的发生，与杜甫其人其诗的内在因素密切相关。设若一个风格完全婉约或者以阴柔为主的诗人，读者无论如何不可能以“雄豪”对其进行解读。

三

“雄豪”论杜约风行于仁宗天圣（1023-1032）年间，至嘉祐（1056-1060）后渐趋消歇，其时不过四、五十年，相对于漫长的杜诗接受史可谓昙花一现。然而，它并未就此退出文学演进的河流，而是将其精神融入了其中。兹以宋诗流变为例。

宋诗面目何在？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这里不妨袭前人成说，以达管窥之效。早在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就指出，宋诗的弊端亦或特色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今人缪钺《论宋诗》一文以为，宋诗的特点在于：“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美在气骨，故瘦劲”、“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钱钟书《谈艺录》也认为“宋诗多以筋骨思力见胜”。作为宋诗初祖的杜甫，在宋代正是以这样的标准被重新解读的，而这种解读的成熟与定型是在“江西诗派”那里。“雄豪”论杜恰恰出现于这一接受前夕，其于整个宋诗的发展不无影响。

首先，“雄豪”通过与其它诗风彼此渗透，影响到宋诗的审美取向。宋代的文学精神，经历宋初半个多世纪的调整而确立，“雄豪”论杜风行的天圣、景祐正处于这一整合时期。此时，诗人开始走出唐人窠臼，努力追求各具特色的个性化诗歌风貌，从而导致了雄豪与平淡、清丽、怪异、奇峭等诗风的并存。各种诗风往往又彼此交融，如石延年的豪宕而兼怪异，苏舜钦的豪放亦偶间闲丽，梅尧臣的雄奇而转为古淡，欧阳修的气完力足而入于平淡畅易等。顺应时代的新变，诗人审视、融汇着各种风格，在震荡中不断选择、调整着自我的诗风，从而推动了宋诗的发展。

同样，“雄豪”在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时代特色诗风的同时，和其它诸种诗风特别是“平淡”的风格，彼此影响、交融，为宋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追求平淡，而他在“造平淡”之后，依然“思杜韩”（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杜、韩诗在其心目中的印象远非平淡，他论杜诗谓“句欲得健”^[6]（P67），而韩愈的诗学观是：“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熟悉杜、韩之雄豪奇峭的梅尧臣，成就了包孕丰富、“山高而水深”的“平淡”诗风，这是绚烂至极的复归，是诗歌本身发展规律的表现。故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并序》中形其诗为：“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平淡中糅有气势与刚劲。向来怕被人论为平淡的苏舜钦，并非没有淡的一面，其《怀月来求听琴诗因作六韵》云：“雄豪尚余勇，淡泊忽忘言”，在表现雄浑豪迈的境界时，依然保持着冷静的思索与淡然的心态。叶燮指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7]（P67）梅、苏对于“雄豪”、“平淡”诗风的偏爱、选择与融合，首开宋声先河。诗风的这种融会与转变是时代的必然。大唐国势强盛，杜诗“雄豪”的底蕴也更近于雄浑厚重。宋代已不复大唐的国势与声威，繁荣的表象下，时时受到辽、金等强敌的威胁，士人的心态总体趋于内敛，难于那么自信昂扬，于是雄豪与热情也悄悄融化在沉着而不失奇峭的平易之中，形成了宋诗“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的独特风味。

其次，“雄豪”论杜是古文传统向诗学领域渗透的体现，是古文特征向诗歌横向移植的结果，或者说是宋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先声。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言“健”：

我叔《诗说》……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辩》“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只此一字，便见我叔脚跟未点地处。

“雄深雅健”是宋人评杜诗似司马迁的契合点之一，“健”在这里更强调“雄豪”行文纵横恣肆的一面。严羽论诗尚盛唐，他认为“健”但可评文，未可言诗，由此可以看到，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唐宋诗的差异，那就是宋代的“以文为诗”。宋人以“豪”、“健”评诗时，多少是站在诗文相通的立场，将理想的散文风格视为理想的诗歌风格。而从创作实践看，雄豪的风格，的确适合于单行散体、以气贯注的诗作，适合于无拘无束地发议论、讲道理的诗作。在这一点上，宋诗颇得益于杜诗，杜诗以文为诗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多议论如钱钟书《谈艺录》所言：“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宋人对杜甫“雄豪”诗风的模仿与移植，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使得宋诗具有了不同于唐音的重要因素。

再次，“雄豪”诗风的核心表现为重“健”、重力度、重气势等，这一追求贯穿了整个宋代诗坛，成为宋诗的重要精神内核之一。叶燮《原诗》云：“自甫以后……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7]（P8）而宋人的尊杜，是以对杜诗“雄豪”的接受开始，由此形成的审美追求终有宋一代，“江西诗派”的好尚拗峭瘦劲，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宋代是一个重理性的时代，宋人深知单纯崇尚力量与气势，往往会丧失韵味和情调。随着时代的发展，宋人不再直接以“雄豪”论诗，而是以理性加以节制，以雕章琢句进行修饰，以“雅健”、“劲健”、“雄健”等来论述诗歌风格，使得追求豪放有力的诗风成为宋代重要审美风格的同时，对其做出规范和限制，赋予了直接发露的“雄豪”以温文尔雅、外柔内刚的特质。

在宋人那里，对“雄豪”诗风的推尊有时甚至超越于其它风格之上。如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三云：

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际，无意于山，而景与意会，此渊明得意处也。而老杜亦曰：“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予爱其意度闲雅，不减渊明，而语句雄健过之。

在陈善看来，能够做到雄劲有力比意度闲雅更难得，宋人对豪健美的崇尚可见一斑。

明胡应麟谓：“宋人学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气不得其韵，得其意不得其象。至声与色，并亡之矣。神韵遂无毫发。”^{[8]（《内编》卷四）}意为宋人对杜诗的继承，不在于“声色”与“神韵”，而主要表现在“气格声势”、“筋骨思力”等方面。可见，宋人对杜诗的接受与发展是有选择的，他们以自己时代特定的期待视野、审美理想对杜诗重新进行了解读。而其最初的以“雄豪”接受杜诗，正是这一解读与选择的发端。在杜诗影响日益弥漫与定型化的宋代，“雄豪”论杜的出现，是时代发展与诗史演进的必然，它不仅开宋人学杜、论杜重“意”、重“气”以及重“骨”等先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诗歌的流变，为宋调的形成导夫先路。

 

参考文献：

[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四库全书本.

[2]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M]，四库全书本.

[3]何文焕.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4]范仲淹.范文正公集[M]，四部丛刊本.

[5]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6]华文轩.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杜甫卷[C]，北京：中华书局，1964.

[7]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8]胡应麟.诗薮[M]，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谢相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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