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先生笔句有夹圈乃连圈，句有连点，句有连圈乃套圈。
庚午十二月命儿子钞录，偶有所见，即记上方，名以别之。 彝记。
此处题识，是鲁通甫和潘彝两人批点内容的综合。前面部分鲁通甫所记，则简单交待了自己评杜的相关情况。一是标明自己批点没有固定的原则，“吾评无定，则意有所得，杂乱书之”，强调批点杜诗的随意性和有感而发；二是指出自己批点的成就，“其点化筋节处，亦有前人未阐之秘”；三是特意交待圈点的特殊含义。在名家手批诗文之中，多有圈点，但是往往都未加说明，鲁通甫此处特意名言自己不同圈点的含义，对于读者甚有助益。鲁氏表示，“三圈、夹圈为上选”，代表了该诗艺术成就最好，“单圈为中选”，表明该诗出于中等水平，最差的属于单点，“单点为下选”。不难看出，鲁氏对杜诗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与艺术准则。朱氏批本的圈点亦不逾斯矩。
从朱方蔼批点杜诗的具体内容来看，朱氏批点具有独具匠心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定：
一是强调杜诗艺术审美的“雅正”品质。在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领域中，自从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诗主张“雅正”审美标准以来，在传统诗教视域中形成了创作主体审美取向的“尚雅”之风；加上孔子斥责“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不喜欢作为“俗乐”的“郑声”，造就了传统诗教中“卑俗”的审美取向。尤其汉代《诗大序》继承这一理念主张严格遵循礼乐教化，符合政治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铸就“尚雅贬俗”的审美文学观念，进一步强化了传统审美领域的“尚雅卑俗”观念。朱方蔼批点杜诗的过程中亦不断地采纳“雅正“标准来评骘杜诗艺术高低和成就大小，在批点中自觉不自觉地拿杜诗与《诗经》中的篇目对照，凸显出其批点杜诗的尚雅趋向。如认为《发同谷县》“可称《大雅》之音”；《哀江头》“此诗之妙，苏颖滨以《大雅》拟之，可谓知言。后之论者，不观其神气所在，而苛求字句，此古调之所以难闻也”；《遣兴》一诗“其语甚悲，而其意则甚平，《小雅》之馀，怨而不怒”；《立秋后题》一诗“居然江左之逸，细绎之如汉人郊祀，仿佛《雅》《颂》也”；《怀旧》诗“真情挚语，《黄鸟》之遗音”；《秋峡》诗乃“《小雅》怨诽而不乱，正写翻写俱得之”；《宿昔》诗“讬讽甚微，然八面解俱得，故自浑然不觉，纯乎《国风》矣”；《禹庙》诗“气象浑涵，词华典则。质而愈古，丽而弥清。思入风云，腕驱经史，《三百》登峰造极之篇”之类，乃以《诗经》精神作为标杆来审查杜诗之精神层次与艺术境界。至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引太史公之言而批道“太史公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离骚》兼之，公《咏怀》足以匹美”，极赞《北征》“其材则海涵地负，其力则排山倒岳，……与《国风》《雅》《颂》相表里”，甚至认为《北征》“可直追《三百》”；《哀王孙》一诗“黄钟大吕之音，山龙日月之彩，未央建章之制，期门羽林之师，直追《三百》，他非所拟”；颂扬《羌村三首》“咏怀大篇，义兼《雅》《颂》，《羌村三首》纯乎《国风》矣”，其以雅正为批评标准和审美原则，已自不言而喻。其他如称《赠李白》一诗为“雅调”；认为《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诗“朴极矣，弥觉其雅”；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通篇真率，忽于末段一振，如读《子虚》《长杨》，得曲终之雅奏”；《登兖州城楼》诗“舞彩之馀，其音雅饬”等等，乃直述其雅正之风。有时甚至指出，不善学者，其诗往往伤雅。如批《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调整气逸，居然初唐，其直叙处多自言所得，然不善学之，则伤雅，姑舍之而叙置清楚，笔路甚大，乃不可及”，强调尚雅而不伤雅之重要。
二是注重杜诗长篇艺术结构的剖析。通过其画龙点睛的批点，使读者面对纷繁复杂的长篇大律，能逐步明晰诗歌起承转合的艺术结构和层次分明的叙事操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开端眉批即总论该诗层次“分三段，篇首至‘放歌’言其志也；‘岁暮’至‘惆怅’道上所经；‘北辕’以下则抵家后事。首段每四句语意一转，层层跌出，自许稷契本怀，一气奔注。”为了进一步分析该诗的内容主旨，朱方蔼并未停留在前面的总说，而且在结尾处再次以眉批形式申明其意：“‘荣枯’二句既以养局，使前段语意含蓄，悠然不尽。又上下界划，中分转处自见筋骨。此长篇断犀手。……收尾二句又一反掉，使全篇有结束，有映照。诗中有万物各得其所气象，但语分正反耳。”通过这前后两部分的分析与评点，使读者更易理解杜甫《咏怀五百字》的叙事层次与精神主旨了。其他如称《北征》“分五段，‘皇帝’至‘忧虞’叙其濒行辞朝心事；‘靡靡’至‘残害’书在途触见；‘况我’至‘生理’拞家纪实；‘至尊’至‘皇纲’因繫时艰而致其祝望；‘忆昨’至终则追述初乱，终之以开创之大，属意中兴”；《羌村三首》“首篇夫妻生逢，悲愉交集；次篇爱子之流连；终篇邻里之劳问，次第井然”；《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十首先总叙，于题义已全。二首自外说，下五首入内说，三首独拈一花，四首咏篱舍，五首咏讌歌，六首醉后，七首纵观，八首回忆，九首专美将军，十首垂别也。其义括，其词清，次叙秩然，大家结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分五段。一段庙制，二段入玄元，三段画，四段时景，五段以玄元本事结。冠冕巨丽拟之清庙明堂，推崇本朝，体合如此。此篇乃公开手长律，凤羽初舒，九苞之彩焕然，宜其雄视一代也”，其层次说明，了然纸上。
其三，推崇杜诗古朴自然的风格。在朱方蔼批点杜诗中，多处提到古朴高调之类的价值判断，可见其批点以此为评判标准之一。如称《夏日李公见访》一首有“古意”；《九日寄岑参》“起语古健”；《北征》“古调高文”；《赠卫八处士》“老气古质”；《太平寺泉眼》“气老词雄，足润金石”；《赤谷》“古调铿然，有空山清罄之音”；《玄都坛歌，寄元逸人》“高格微言，咀咏不尽”；《曲江三章，章五句》“古调”；《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朴老绝伦”；《登牛头山亭子》“老致横披”；《即事》“朴处自古”；《登高》“高调古质，足冠正声，三四用虚字，愈增其劲，直是笔力过人处”等等，语气不同，然推崇古朴之调的意味已流露无疑。朱方蔼所谓之古朴非以意为古朴，乃是从整体诗歌氛围与内在骨气而言。在批点《出郭》一诗中指出，“其老存乎气候，不必以意为古朴也”。所谓“气候”，当指诗歌整体意蕴而言。而在《遣意二首》的眉批中又同时指出“感兴俱在言外，颔联所诗达中古意也。其古处乃于骨气得之，在杜集中尤不概见”，强调古朴于“骨气”得之的观点。而对于律诗中古意之难，朱方蔼也有自己的判断。《白帝城最高楼》一诗中朱方蔼批点该诗“浑古之极，不可名言。律不难于工而难于宕，律中古意不难于宕而难于劲，如此首次句着一‘之’字，其力万钧”，用律诗之难与律诗古意之难进行对比分析，言简意赅地凸显出律诗古意之难上加难。当然，细究之，可见朱方蔼所谓的古朴乃指汉魏之风。在其很多批点中，均指出了杜诗上承汉魏六朝遗韵的特质。如谓《彭衙行》“仓皇情事，极尽致，又极自然，妙处乃自汉魏来。情真调苦，如《太史公》聂、荆诸传”；《石壕吏》“急絃则响悲，促节则意苦，最近汉魏”；《遣兴五首》之“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一首乃“建安高调”；《骢马行》“吾闻良骥老始成，此马数年人更惊”处“老气横生，清言如屑，不复知其为风为雅，为秦为汉”，同时指出该诗“似古乐府”的特征。另如，称《新安吏》有“乐府遗音”；谓《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同样具有“乐府遗音，似淡淡写来，然其经营惨悴矣”之类，都看到了杜诗对于汉乐府的继承与发扬，颇具慧眼。而就追求诗歌自然风格这一点来说，朱方蔼批点的标杆同样是魏晋的阮陶、三谢一派。如他认为《晦日寻崔戢、李封》一诗“古朴之极，渐近自然，此为阮陶正宗”；《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赞公汤休徒，好静心迹素”一诗乃是“三谢正格，如此始称隽永”，毫无疑问地表明了自己的审美取向。当然，继承前人关键在于化为己用，不可生搬硬套。因此，在朱方蔼的批点中亦反复申述杜诗能“掉臂而出”的高超之处。在批点《春夜喜雨》时即强调“诗非读书穷理不到绝顶，然一堕理障书魔，带水拖泥，宋人转逊晋人矣。公深入其中，掉臂而出，飞行自在，独有千古”，高赞其能入能出之高妙。
其四，善用喻象批评的独特方式。喻象批评乃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独特方式之一。批点者通过一些极具形象化的比喻来对诗歌进行评点，既完整地传达了批点者的主观意图，又使得批评本身带上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和丰富的想象空间，极具灵动性与哲思味。喻象批评能体现出批评者高超的文学修养和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一般来说，喻象批评多以山川水色、自然万物为喻，如严羽、钟嵘等人的诗学批评即是如此。朱方蔼在批点杜诗时虽不乏山川自然之喻，如批《述怀》一诗“《北征》如万顷之松，中蔚烟霞，《述怀》如数丈之竹，势参霄汉。其最妙处有一唱三叹，朱絃疏越之遗”，批《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牧出令奔飞百艘，猛蛟突兽纷腾逃”一句“如张奇锦，使人目眩”，即是用松、竹、奇锦等自然之物为喻，取象于自然。其他如批《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请余赋诗二首》称“二诗无一语不奇，无一语不真，于布帛菽粟中有龙吟虎啸，水立山鸣之致”；批《暮春》为“意到之篇，笔致如美丸走坡”；批《暮归》“古色彪炳，馀音铿锵，使人穆然，如对商周遗器”，亦是以自然之物为喻。但是，更普遍的是朱方蔼采纳以人事为喻的方式来进行批点。如批《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为“公此诗如诸葛忠武援琴退敌，偶一用奇”；批《一百五日夜对月》为“如节制之师，时一用奇”。同是说明杜诗之奇，却分别用诸葛援琴退敌和节制之师来比喻说之，非取象于自然，而是取象于人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朱方蔼批点中，多处运用司马迁作《史记》或者《史记》中的故事内容为喻象来批点杜诗，颇具个性风格。如批《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为“如太史写巨鹿之战，楚兵无不以一当百，呼声振天，当使古今诗人膝行匍匐而见，何等笔力”；批《古柏行》为“武侯庙柏，自不得作一细语，如太史公用《尚书》为本记，厚重乃尔”；批《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为“纵横排宕如韩信背水破赵，纯以奇胜”；批《滟滪堆》为“滟滪天下奇观，非公天纵奇笔，不足写其神似，正如太史公游侠刺客诸传，咄咄逼来”，均是用与司马迁或《史记》有关的人事为喻，是朱方蔼偏爱司马迁之《史记》而无意所致，还是朱方蔼在批点有意凸显杜诗“诗史”意味呢？实不敢臆断。
当然，朱氏批点杜诗的独特审美意趣除上述四点之外，强调杜诗类似《文选》作品亦颇值得注意。一是认为杜诗通首似《文选》，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眉批中，朱氏认为“《赞公房》，《选》体也”；《积草岭》一首“此《选》体也，其造语具见公本色”；《白沙渡》一首“尚有《选》意”，均是针对整首诗歌而言。其二是拈出杜诗中的个别诗句，称其具有《文选》遗韵。如称《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东藩驻皂盖，北渚凌青荷”一句有“《选》体之遗”；《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之“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一句“佳句似《选》”之类。
总而言之，朱方蔼批点《读杜心解》虽是以《读杜心解》为底本，但从其批点的内容来看，还是主要针对杜诗本身的艺术特色和价值取向来进行的，没有涉及到对浦起龙心解内容的批点。实际上，在清代杜诗批点中，有诸多批点除了就杜诗本身批点外，不少是针对历代注释者对杜诗注释的批评。以《读杜心解》为例，清代鲁一同、秦应逵等人对《读杜心解》的批点，就有不少对浦氏心解内容进行纠偏补正的批点。就像清代学者陈訏手批《杜诗详注》专纠仇兆鳌注解之谬一样，历代学者对《读杜心解》等杜诗注解本的批点，指出其杜诗注解中的谬误之处，乃是整个清代杜诗批点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但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杜诗，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文学批评史学的原始文献，这也是研究杜诗批点的重要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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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清·浦起龙著《读杜心解·发凡》 中华书局1960年10月第1版 第5页
[2]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74集部·别集类存目一 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 第1534页
[3] 洪业等编纂《杜诗引得·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73-74页
[4] 《湖海诗传》，见张维屏编撰《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卷三十三 第481-482页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5] 《湖海诗传》，见张维屏编撰《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卷三十三 第600-601页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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