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与《文选》关系研究述略
林英德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杜甫教子“熟精《文选》理”,且“续儿诵《文选》”,明确表现出对《文选》一书的情有独钟。事实上,杜甫自觉接受《文选》,其诗歌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我国古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量散见在诗话、笔记、注释等文本中,大致说来,这些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得以展开:一是从宏观上探讨杜甫接受《文选》的原因和表现,它触及到《文选》选文、杜甫诗学思想等诸多理论问题;一是从微观上对杜诗和《文选》作文本分析,探讨其间的因革关系,它重在对杜甫诗歌创作技艺和规律的总结。
【关键词】杜甫;文选;关系;研究概况;宏观论述;微观证实
关于杜甫及其诗歌创作与《文选》的关系问题,我国古人早有发现且作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散见在一些诗话著作、笔记著作及杜诗注释文本中;由于著作体例的限制,这些研究只能以零碎散乱的形式表现出来,缺乏条理性和系统性。[i]因此,对古人的这些研究成果作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是我们着手此问题研究的前提和重要参照。大致说来,古人对杜诗与《文选》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得以展开:宏观论述和微观证实。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一、宏观论述
所谓宏观论述是指研究者从整体上阐述杜甫及其诗歌创作与《文选》的关系,它并不涉及对《文选》或杜诗具体文本的分析。研究者于此主要抓住老杜的两句诗“熟精《文选》理”和“续儿诵《文选》”来进行立论,并因之作进一步的引申。具体来说,它主要试图探讨杜甫熟精《文选》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这种研究触及到《文选》选文,杜甫诗学思想,以及时代风气等诸多理论问题。
关于杜甫钟情《文选》的原因,研究者主要从《文选》本身的经典性,杜甫的审美期待和当时的学术风气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文选》成书于梁代中期,是由昭明太子集其门下文人才士共同编撰而成,其选文“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凡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者均“略其芜秽,集其清英”。[1][P2]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重要的文集在之后的近百年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直到隋唐朝之际,由于曹宪、李善的出现,《文选》才开始浮出水面并逐步确立其文学经典地位。对此,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说:“昭明太子,业膺守器,誉贞问寝,居肃成而讲艺,开博望以招贤,搴中叶之词林,酌前修之笔海,周巡绵峤,品盈尺之珍;楚望长澜,搜径寸之宝。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1][P5]唐人重《文选》,尤以大诗人杜甫为代表,他在诗中曾两次明确提到《文选》一书。《宗武生日》诗:“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而杜甫的诗歌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这一点也常常为研究者津津乐道。到了宋代,《文选》的文学经典性及萧统的审美眼光遭到文学大家苏轼的质疑。他说:“舟中读《文选》,恨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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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林英德,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文学院
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序》斯可见矣”。又说:“陶渊明作《闲情赋》,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者,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称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也”。[2][P2092—2093]在东坡的影响下,宋人开始轻视《文选》,《文选》的地位随之渐趋消弱。对此,张戒大为不满,他分析道:
杜子美云:课儿续《文选》。又云:熟精《文选》理。然则子美教学以《文选》欤?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殊不知《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汉魏晋奇丽之文尽在,所失虽多,所得不少……《文选》中求议论则无,求奇丽之文则多矣。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岁寒堂诗话》卷上)。[3] [P456]
另外,清代贺贻孙也对杜甫喜《文选》而苏轼斥《文选》两种孑然相反的态度作了分析,颇有道理。《诗筏》云:
杜子美诗云“熟精文选理”,而子瞻独不喜《文选》。盖子瞻文人也,其源出于《国策》、《孟》,而助以晁、嘉诸公之波澜,所浸灌于古者深矣。《文选》之文,自秦汉诸篇外,其余皆不脱六朝浮靡,其为子瞻唾弃,无足怪者。若子美则诗人也,诗以骚为祖,以赋为祢,以汉、魏诸古诗,苏、李、十九首,陶、谢、庾、鲍诸人为嫡裔。子美诗中沉郁顿挫,皆出于屈、宋,而助于汉、魏、六朝诗赋之波澜。《文选》诸体悉备,纵选未尽善,而大略具矣。子美少年时,烂熟此书,而以清矫之才,雄迈之气鞭策之,渐老渐熟,范我驰驱,遂而独成一体。虽未尝袭《文选》语句,然其出脱变化,无非《文选》者。生平苦心在此一书,不忍弃其所自,故言之有味尔。今人以子美誉《文选》而亦誉之,以子瞻毁《文选》而亦毁之,毁誉皆在子美、子瞻,与己何与?又与《文选》何与哉?[4][P173-174]
不难看出,张戒和贺贻孙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分析了杜甫钟情《文选》的原因:一是从《文选》本身来看,作为一部文学选本,编选者有权按照自己的审美旨趣来选录文章,因主客观原因其弃取虽有失当之处,却不能因此否认它的价值和地位,所谓“《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汉魏晋奇丽之文尽在,所失虽多,所得不少”。“《文选》诸体悉备,纵选未尽善,而大略具矣。”二是从杜甫角度看,作为诗人的杜甫,崇尚爱好的是六朝奇丽之文,《文选》正符合了杜甫的这种阅读期待,故称誉《文选》,而苏轼作为文人,爱好议论之文,故其与《文选》的接受期待不免受挫。正是由于杜甫和苏轼接受主体的这种主观差异,造成他们对《文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杜甫青睐《文选》还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即此时由于科举进士试的施行,《文选》成为科举考试的必备参考书,社会上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人人争相竞读《文选》;学术上的“《文选》学”也如日中天,出现了李善注《文选》,五臣注《文选》的盛举。在这种大环境中的杜甫,表现出对《文选》的情有独钟,正在情理之中。他以《文选》来督责儿子,一方面是为了承家学,所谓“诗是吾家事”,从祖父杜审言到杜甫本人再到宗武,老杜自然殷切期望儿子能够将家学一脉传承。他希望儿子宗,自己做了祖父杜审言的接班人,自然也希望儿子再接再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备应考。作为满怀政治理想的儒生,杜甫在仕途上并不顺意,他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是合情合理的,只不过这种期望表达更为含蓄罢了。对此,宋代葛立方曾有所提及,他说:
杜子美诗善用《文选》语,故宗武亦习之不置,所谓“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又云“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是也。唐朝有文选学,而时君尤见重,分别本以赐金城,书绢素以属裴行俭是也。外史《梼杌》载,郑奕尝以《文选》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读《论语》,免学沈谢嘲风弄月,污人行止。”郑兄之言,盖欲先德行而后文艺,亦不为无理也(《韵语阳秋》卷三)。[5][P505]
而清人李重华的见解最为圆通,他说:
子美家学相传,自谓‘熟精文选理’,由唐以诗赋取士,得力《文选》,便典雅宏丽,犹今之习八股业,先须熟五经耳。昭明虽词章之学,识力不甚高,所选却自一律,无俗文字。子美天才既雄,学力又破万卷,所得岂直《文选》?持以教儿子,自是应举捷径也”(《贞一斋诗说》)。[6][P936]
王士祯也认为,杜甫要求儿子熟精《文选》,乃是当时的风气使然。他说:
郎廷槐问:“萧《选》一书,唐人奉为鸿宝。杜诗云:‘熟精文选理。’请问其理安在?”阮亭答:“唐人尚《文选》学,李善注《文选》最善,其学本于曹宪,此其昉也。杜诗云云,亦是尔时风气。……然《文选》学终不可废,而五言诗尤为正始,犹方圆之规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师友诗传录》)[6] [P128-129]
至于杜甫熟精《文选》的表现,研究者主要是从杜甫取材取法《文选》的角度加以立论,认为杜诗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如张戒所谓:“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葛立方说:“杜子美诗善用《文选》语”;又如朱熹说:“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7][P3326]郭思说:“老杜诗学,世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采,咀嚼为我语”。[8][P56]研究者的这些论述大多点到为止,而缺乏具体的实证。不过,他们均注意到杜诗与《文选》之间的一种传承关系,一种推陈出新的蜕变。
杜诗对《文选》的取法,在研究者看来,又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微观的技艺方面的学习,包括对《文选》字句的点化,即黄庭坚所谓的“无一字无来历”,许多注释家如赵次公、钱谦益、仇兆鳌等以及诗话作者如曾季狸、葛立方、杨升庵等有非常多这方面的钩稽。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文论述。
二是整体风格上的效法,体现在杜甫诗中出现为数不少的被注家和论者称为“选体”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称之为“选体”杜诗,或杜诗中的“选体”,它们体现出五言古体和唐代五言诗的双重特点的,是杜甫在创作上“转益多师为吾师”和他“熟精《文选》理”的集中表现,值得我们注意。如杨伦评《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此及下首(按:指《同李太守登历古城员外新亭》)俱选体。”[9][P59]浦起龙评《渼陂西南台》:“前与岑参泛陂之游,作《渼陂行》。此则登台所成也。前半景,后半情,敛驰骤为整饬,似选体诗。”[10][P11]等等。关于“选体”这一批评术语,我们想在此补充说明几点。“选体”作为专门的批评术语,尽管诗评史上不同的论者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反对这一说法,但是大部分人认为“《选》体”一说是可以成立的。此其一。其二,由于《文选》选录了前代大量的五言古体经典之作,因此“选体”一词的基本所指是:由《文选》汉魏六朝五言古诗所体现出来的整体“雅丽”的艺术特点。这是“选体”的基本内核。引申开去,凡是符合“雅丽”特点的五言古体,我们都可以概称为“选体”诗。其三,“《选》体”从历时的角度尽管可以细分为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永嘉体、大明泰始体及永明体等,如骆鸿凯先生所言;[11]但从大处着眼,实可以概分为“汉魏体”和“六朝体”,前者的特点偏于“雅”,后者偏于“丽”。
[i] 本文主要对我国古人关于杜诗与《文选》关系问题的研究状况作出概述;而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该问题作专门研究所取得成果也有不少,如李详《杜诗证选》(见《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社1989年版),金启华《广〈杜诗证选〉》(见金著《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吴怀东《〈文选〉理与杜甫的立场》(见吴著《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第二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对此,拟另文分析。
说明:以下注释为全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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