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个叫裴矩的人，历任隋唐两朝大臣，在隋朝作官时阿谀奉承，被称作佞臣；在唐太宗那里又刚直不阿，人称诤臣。对裴矩前谀后诤这一奇特现象，元朝名相拜统作了一个既形象又透彻的解释：“盂圆水圆，盂方水方。”“惟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辞获罪。”清乾隆皇帝清楚和珅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离不开和珅那张阿谀奉承的嘴。

君明臣良，是中国古代士大夫追求的理想政治社会，刘备白帝城托孤成为千古绝唱就因为它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的历史事件。但它只能是一种理想，它只能停留在思想道德层面上。要不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刘备托孤事件不会被称作千古绝唱。实际上谁都愿意听好话，没有人愿意别人批评。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不想听批评意见。魏征一次犯颜直谏，差点招来杀身之祸。要不是长孙皇后用“主明臣直”的道理加以开导，魏征怕不会次次都能全身而退。事实上魏征刚死半年，唐太宗亲笔为魏征撰写的墓碑推倒了，许配给魏征之子的公主也不嫁了。历史上最能纳谏的明君尚且如此，还有谁能听得进批评呢？上不“明”，下再“语”又有什么作用！所以不论杜甫如何讽谏、揭露，一点作用也没有。要政治昌明，为官者虚怀若谷，闻过则喜只能靠制度作保证。

今天，我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有着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届别人士可自由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建言立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有规范的履职程序和机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工作情况等进行政治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工作监督。广大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己的权利，各界爱国人士有了参政议政的平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君明臣良”的理想政治社会才会有实现的基础。只要我们的各级政府有权者把握好自己的身份，找准自己的位置，在一切向钱看，讲“效率优先”，“现代性”使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脱魅”，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理性化的时代，保持精神上的高贵追求，自觉充当我们民族核心价值的最后守护者，我们一定能推进社会化进步，创建一个法制、民主的和谐社会。

今天像娄公一样“不语”，办点实事可以；“娄公不语宋公语”，也没人訾议。但我们在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框架下倡导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倡导对国家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呼唤继承民族忧患意识，呼唤看重道德价值，希望道德自觉。我们推崇杜甫，学习杜诗，就因为杜诗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杜甫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虽然他没有建立什么功业，他也没有从他的时代得到什么，但他的生命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他尽心、尽才、尽情了。他的名字承载着我们民族的爱国精神、民族的美好品德；他忧国忧民的形象就像一座高峰，永远屹立在民族之林。

中国的先进文化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创新发展。孕育了杜甫等优秀知识分子的儒家思想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它所确立的道德规范对形成中国人爱国爱家、明伦守礼、尽职尽责、诚信重诺等优秀品质起到了促进作用。儒家高尚的价值观念有利于纯洁人的心灵，净化人的思想境界等。为此有人曾提出以儒教治国，不管此话是否偏颇，儒学确实在国际国内名望日益提高，儒学的现代价值日渐显现。17年前，许多国家的诺贝尔得主在巴黎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有义务、有责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知识分子更应该成为承继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特别是要将民族忧患意识深深融入文人学子的血脉生命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精髓，制导文人学子的心理趋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个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就提出“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

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重名节，见利思义，人人自律，从我做起，只有这样，烛照中华数千年的人文之光才能薪火相传，熠熠生辉，才能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中华民族新世纪的伟大复兴才有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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