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观ABC

郑文燮

A我不是学者，也无意于学院式的学术研究。由于阅读的缘故，也就难免要对学界的“学术研究”做些研究的工作，写点自己的文字，所说似乎是学术以外的意思，大约有种“槛外人”的野狐禅意味。

《秋兴》第八期刊发李君鉴先生《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新解》，文中提到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出版后受到广泛的“訾议”，对这些“訾议”，李文语焉不详，对郭沫若“扬李抑杜”的“新解”也不甚了然，所述似乎有些薄浅，还欠深入，这是我读李文的遗憾，也有对时下学术界的不满意。

于是，我就读李文后的感想，给《秋兴》写了些文字，说了这些意思：“李先生的选题、切入的视角及他的文化态度我是欣赏的。郭沫若及对李白与杜甫的研究，亦是我十分感兴趣的话题。郭沫若不能以纯粹的学者看待，他的影响和价值也从来都不是学术意义上的。”

“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应以广泛的视角去触摸他的思想、灵魂及人生态度。同时，不能脱离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大环境对他的制约及自身的人格弱点所带来的局限。”我上面这段话既是对历史人物杜甫而言，也是对研究杜甫的郭沫若而言。任何历史人物都要受到制约和局限，这几乎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宿命。这些制约和局限，乃政治制度使然。制约，制约，制度的约束也。而在政治制度的背后，站着的是文化，潜移默化的、无处不在的、至大至深的文化。所以我认为，任何一种制约与局限都是文化的制约与局限。郭沫若的研究工作要受到制约与局限，与郭沫若同时代的“訾议”郭沫若的专家、学者同样要受到制约与局限，他们的局限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钱钟书的《管锥篇》的出版，学术界的主流认识是一部“学术巨著”，评价甚高，钱钟书也一直被推崇为“学界巨擘”，钱的一位好友对他说：“《管锥篇》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你自己。”

学术研究同文艺批评一样，必须精到与确当，必须有自己感悟到的思想，否则就是听一个世故老人的唠叨，说了一大堆使人发昏、厌烦的废话。清人郑板桥做了一幅联语：“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或许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文化态度。

学术研究是一种文化行为的建树。好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是只为读者展示感性的材料，还要提供思想的元素。

今日学术界之缺乏创造性，以知识为目的的客观性研究，以符号解符号，无聊的诠释古人，解读历史故事，完全看不出理性价值之所在、文化价值之所在。

理性价值是思想的创造生发，创造性的缺乏是由于思想的缺失所致，思想的缺失比学术的落伍更为严重，这就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的现状。这也是学术之公器的中国大学教育在世界上连两百名以内都排不上的缘故。

学术园地应是思想者的园地，创造的园地，文化的园地。

《秋兴》似应如此。

B时下“国学热”的文化景况，打量历史人物，多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少了一份对他们生存困境和精神困顿的理解和关爱，那种崇敬是一种现代女性面对“贞节牌坊”的况味。“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的孔子，头上“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虚幻光环，是统治者别有用心加上去的一座“贞节牌坊”，文人学士们如影随形、集体无意识的诠释和鼓噪，孔夫子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或许也是一种“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的闹剧吧！

孔夫子其实只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落魄潦倒、终身不得志的文化人。历来的统治者是从来不将文化人当人看的。他们心目中的文化人只是“花瓶”、“玩具”、“戏子”，说得直白一点，只是“妓女”而已。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坦承，声称要将文化人“引入彀中，玩弄于股掌之上。”文化人的可悲是对自身的生存境遇和真实价值并不自知，反以“争宠”、“宠幸”为荣。清朝时期，即使具有独立思想和艺术个性的“扬州八怪”郑板桥，在康熙皇帝南巡泰山时，做了书画侍从，就流露出春风得意的喜悦之情。文化人也有觉悟的时候，晚年的杜甫颠沛流离，目睹了苍生疾苦，慨叹“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劝君莫叩富儿门”；“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那种孤独中的反思、精神启蒙式的情感喷吐，其价值早已超过了文学作品本身。把杜甫定位于“诗圣”，其实也是统治者与御用文士合谋给他戴上去的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是统治者的一种“政治需要”。晚年的杜甫贫困潦倒，由于与社会接触，与人民接触，是清醒的、明白的。他给自己定位于“菜肚老人”、“乾坤一腐儒”，倘若他真的“超凡入圣”，也就不会连别人送他的几斤牛肉都舍不得一下吃完，导致肉类腐败，食物中毒而丧命。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态度、文学精神其实是“平民化”的，何来“超凡入圣”？

人总是自恋的，文化人的自恋更多一份“阿Q”式的乡愿情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跻身于文化人的群落，但我身上明显的潜滋暗长着那种挥之不去的“阿Q”式的乡愿情结，这几乎是一种基因，一种文化人的宿命。我时时省思，企求站立于精神的高地做人为文，不做贵族绅士的说教，不做向“妓女”投掷石块的“圣徒”，不做为皇帝赶制新衣的“裁缝”。

所谓“乡愿”，若按词典上的诠释，是一种“欺世盗名、自欺欺人的虚伪”，这也是一种按图索骥、刻舟求剑的迂腐，其实“乡愿”也有一种淡淡的乡愁意味，并非一个坏名词。

我曾经在《秋兴》上写过《奉节：诗城文化及其他》的文字，对流寓奉节的李白、杜甫、刘禹锡的诗句说了一些自己的话，那是我对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思考，我没有否定和批判的意思，我是对他们在文化长河里的精神投影的个人观感。对古人批判也罢，弘扬也罢，丝毫不能改变今人的社会情状，该腐败的照样腐败，该堕落的照样堕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没有思想的交流是寂寞的，不同语境的隔膜与冲突使我有隔靴搔痒的无奈。

燠热的夏季过去了，秋兴的苍凉或许会带给人理性的省思罢！

C奉节作为一个文化大县，无论历史和现实都是有地位的。就现实讲，奉节的文化人出了不少的文学艺术作品，卓有成绩，这对繁荣奉节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也有必要，造成一种文化氛围，对旅游事业、经济发展也有一定影响和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成果放在一个历史的、宏观的、战略性的层面上去考量，这些成果还远未达到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对我们脚下的土地还缺乏认识、良知，我们对我们拥有的资源还缺乏认识、良知，也缺乏开采、提炼的能力。奉节县拥有的自然资源是绝无仅有的，长江三峡举世无双，三峡最精彩的部分瞿塘峡就在奉节境内，奉节县历史积淀的人文资源都是精品、绝品；三峡的序曲、奉节的门户白帝城及自然山水、人文历史之精粹，成了奉节县当之无愧、无可取代的品牌、名牌。我们拥有的资源，不是铁矿、不是铜矿、也不是金矿，这些矿产别的地方也有。我们拥有的矿产资源，是一种稀有的、罕见的、难得的、独具的铀矿，是可以产生裂变的、热核反应的、掀天揭地、震电惊雷、独辟蹊径、无古无今的精神原子弹的矿产资源。这种矿产资源历史上有思想境界、有艺术情怀、有旷世才情的屈原、杜甫发掘了、提炼出来了，产生了《离骚》、《天问》那样雄奇瑰丽的诗歌作品，产生了《秋兴》那样苍凉悲壮的诗歌作品。当代的文化人呢，贾樟柯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卓具影响的影视作品《三峡好人》，其素材、背景就来自于大移民时代的奉节。刘晓东的油画作品《三峡大移民》长卷，其思维、境界、视觉前无古人，不失为有现代意识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他们的作品大浪淘沙，经过历史的检验，能够留存下来、称为经典，应该说，他们的思想境界、艺术精神的确有过人之处。高人一筹。大思维、大境界、大才情方能产生大气象、大手笔，这是古人、今人给我们树立的标杆，这是他们给我们的启示。他们都不是奉节人、三峡人，他们笔下的三峡，笔下的奉节超越了地域，也超越了时空，具有永恒的魅力，这是精神的力量，精神的价值。

我与奉节的自然山水相交40余年，1965年，当我初出夔门、北上求学时，第一次见到三峡、见到孤独的白帝城，就使我震撼、就使我感动。我虽然阅历过千山万水，魂牵梦绕的，始终还是三峡的山水，还是白帝城的悲怆形象。可以说，长江三峡、白帝城影响了我的艺术情怀、艺术精神和思想境界。三十年来我不但亲近了奉节的山水、也亲近了奉节的许多朋友、同道，这是使我欣慰和感恩的。几十年晨兴夕昏的耳鬓厮磨，对三峡的山水有了一点感悟，但我深知，我还缺乏激情，以我的才力，以我的艺术语境和审美经验，要表现三峡，再现奉节的文化精神，还远不能尽如人意。许多时候，我在营构一些文字时，常常有力不从心、“意到笔不到”的困顿和遗憾。面对悲壮的三峡、面对孤独无助的白帝城，我们应该对之永恒的伫望、体验、感悟，产生艺术的良知，树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创作出纪念碑式的优秀作品，我们应该有所追求，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套用两位历史伟人孙中山、毛泽东的话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作者工作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三峡都市报》       邮编：4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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