夔州竹枝词源流考

夔州竹枝歌舞源流考

姚克强

夔州竹枝歌舞是三峡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说到夔州竹枝歌舞，我们不能不说到竹枝词。刘禹锡任夔州剌史（公元八八二年），深入民间，吸取巴渝民歌精华，摒弃其鄙陋，创作出竹枝词十一首，“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①。竹枝歌舞因竹枝词而名。我们说到的三峡竹枝歌舞，是有词、有曲及有舞的三峡民间歌舞。清代学者俞樾说：“《唐艺文志·经部·乐》类有崔令钦《教坊记》一卷，其书罗列曲词之名……三百三十有五，以此知今之词古之曲也。而唐志列之乐类，又以此知今之词古之乐也” ②。我们提到的竹枝词应是含有曲和乐的。

长江三峡地区是世界人类的摇篮之一。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就生活在这里。从上古神农氏到商朝兴起的巫咸部落，以及公元前12世纪前后兴起的巴族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互相学习、融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三峡文化③。

因盐而兴起的巫咸部落，曾长盛不衰。巫舞就起源于他们。巫，古文为。《说文·段玉裁注》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两褎舞形。”褎：衣袖，为袖本字。巫字反映了巫舞的起源。而巴民族与巫咸部落长期融合、交汇，所以最初的巴渝舞就产生在三峡地区了。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巴人作为周武王前锋，立了大功。所以《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由是巴人建立起奴隶制国家。汉高祖平定三秦，王巴蜀。巴师“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④。巴渝舞总计四章：《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召本歌曲》《行辞本歌曲》⑤。汉宫廷乐官属巴渝鼓员三十六人，成为汉宫廷十二部鼓乐中人数最多的鼓乐⑥。

历代众多学者及专家都认为竹枝歌舞起源于巴渝舞。所以《词律》称：“竹枝又名巴渝辞”。而巴渝舞是有辞、有曲、有舞的。至此，巴渝舞分出一支进入宫廷成为雅乐，而本舞则仍在民间流传发展。从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我们可以说是巴渝舞产生并形成的时期。

进入宫廷的巴渝舞自汉章帝制鞞舞辞，改名鞞舞，魏黄初间改名昭武舞，至晋又改名宣武舞⑦。魏初，“其词既古，莫能晓其句度。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辞” ⑧。这是文人对巴渝歌舞的第一次介入。永嘉之乱，晋室南迁，宫廷乐工悉迁江南。至南朝萧梁时期复名为巴渝舞。舞员“咸为八人”，“舞容闲婉，曲有姿态⑨”刚劲勇猛之气丧失殆尽。隋初，文帝诏令制乐，因巴渝舞等，“既非正典，悉罢不用” ⑩，“牛弘复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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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重庆市奉节中学高级教师。

《鞞舞》，汉巴渝舞也。……合此虽非正乐，亦前代旧声’……”，帝曰：其声音节奏及舞，悉宜依旧惟舞人不须捉鞞、拂等”11。不执鞞鼓，巴渝舞刚劲勇猛之气失尽。所以《旧唐书·音乐志》说：“《巴渝》，汉高帝所作也。……魏晋改其名，梁复名《巴渝》，隋文废之。”至武则天时，犹存六十三曲”，其中有巴渝舞名，至后晋刘煦撰《旧唐书》时“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等三十二曲12。”在宫廷的巴渝舞终于式微。

在民间流传的巴渝舞，自汉高至唐初八百年间鲜有典藉记载。这期间，巴渝歌舞必有其新变。汉武帝立乐府而採歌谣，在三峡地区收入乐府的有《巫山高》属《鼓吹曲辞·汉铙歌》。是游子怀乡思东归的诗，不是巴人歌谣。哀帝罢乐府，不再传习民歌，巴人歌谣难收进。东汉复置乐府，也採风谣。魏晋，乐府机关虽然不废，採诗的制度却没有了¹³。值得庆幸的是北魏郦道元为东汉桑钦《水经》作注，收进了巴东渔人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今奉节、云阳、巫山等县在其境内。而《乐府诗集》又收进了“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第二首《古今乐录》作《女儿子》郭茂倩将其收进《西曲歌》和《杂歌谣词》。估计这两首歌是一组歌。第二首应为第一首，古时，上曰衣，下曰裳。《诗经·邶风》：“绿兮衣兮，绿衣黄裳”，“泪沾衣”在前，“泪沾裳”在后，两首歌谣是三峡渔民（巴人）歌唱无疑。估计原先是用巴语所唱，如同《敕勒歌》“其为鲜卑语，易为齐言”（《乐东府广题》）。而《巴东三峡歌》其为巴语，易为汉言，也是可能的。这两首歌谣出现的时间，至迟应在北魏或以前，甚至我们可以推断：西汉乐府未见记载，魏晋又无採诗制度，那么东汉或三国时期有可能收进，北魏郦道元为桑钦《水经》作注收进渔人歌，就十分正常了。

《巴东三峡歌》的地位十分重要。首先它证明了巴渝歌舞的新变，更重要的是它为竹枝歌舞的出现提供了发展的线索和依据。如果把它和皇甫松所作竹枝六首比较，它们有惊人的一致，都是七言十四字，都两句押韵，可以说《巴东三峡歌》已具备后来竹枝词的雏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封建国家的分裂及民族大融合时期，蛮儿巴女用汉民语言歌舞，已非常纯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正是巴渝歌舞向竹枝歌舞转变的时期。

隋、唐以降，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竹枝歌舞在民间已发展成为成熟的民间歌舞形式。杜甫寓夔期间，诗中就有“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的诗句14。唐中期，诗人顾况、刘禹锡、白居易等一大批诗人介入到竹枝歌词的创作中来。尤其是刘禹锡在朗州任司马十年，就经常聆听巫祝俚曲，“并为新词以教巫祝”15。刘禹锡这种有意识深入民间，汲取民歌营养再加以创新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刘禹锡在任夔州剌史期间，凭借自己长期在三峡地区工作、生活的有利条件，以其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竹枝词十一首，由于刘禹锡的推动提倡，一大批诗人如白居易等也参与创作竹枝，大力推动竹枝向前发展，竹枝迅速传播至洛阳、长安等地。而竹枝也成为唐教坊曲名16。两宋时期，黄庭坚、苏辙、范成大、杨万里等一大批诗人，继续推动竹枝词的创作。三峡地区无论民间、坊间都在传唱歌舞竹枝，以至陆游任夔州通判时，看到“通衢歌竹枝”的盛况，清道光《夔州府志》引《宋乐史》、《太平环宇记》载：“夔州……信巫鬼，重淫祀。开州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万州正月七日乡市，士女渡江南峨眉碛上，作鸡子扑，唱竹枝歌。”中唐以后至两宋，竹枝歌舞达到成熟繁荣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陆游看到、听到的“通衢舞竹枝”是城里人在歌舞，而府志引的“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及“作鸡子扑，唱竹枝”，同唱竹枝而内容不一样，《邵氏闻见后录》载：“宋代夔州营妓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坊间”、“通衢”歌的是文人竹枝，而郊游、祀神当然歌的就是田野竹枝了。

元代仍有人唱竹枝，元人陈基夷诗：“竹枝已听巴人调，桂树仍闻楚客歌。”宋元相继，人们号称宋元为词山曲海的时代，竹枝的传唱无疑是存在的。元代仍有大量文人作竹枝词，元代诗人杨维祯作竹枝词九首竟有一百多人唱合，并辑成《西湖竹枝词》诗集。此后，不少地方出现以地域冠名的竹枝。如《锦城竹枝词》、《广州竹枝词》、《江阳竹枝词》、《清代北京竹枝词》等等。而此竹枝已非彼竹枝，明清及以后的文人竹枝多是一种竹枝体裁的诗歌形式。“含思婉转之艳”的曲律在明代已失，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断定竹枝歌舞就已经失传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失传的只是在“坊间”、“通衢”传唱的文人竹枝曲律，而在民间在田野竹枝歌舞的音韵是依然存在的。黄权生、李卫红二位先生撰文论述三峡竹枝在明清乃至现在依然存在，引用了明清多个诗人的诗句证明，如“夜深忽听巴渝曲，起剔残灯酒尚温”，“阿郎贪唱竹枝歌，只隔巴江一线波”，“山歌唱出巴渝曲，交易工夫不用钱”，“到此长年齐拍手，竹枝声里是渝州”17，他们的观点是对的。明人何宇度称“今则亡矣”，是文人竹枝曲律的消亡，正如巴渝舞在宫廷消亡，而在民间发展为竹枝歌舞一样，而民间竹枝歌舞并未消亡。明人杨慎竹枝歌九首之“红妆女伴碧江濆，通草花簪茜草裙。西邻东舍同夜烛，吹笙打鼓赛朝云。”比较实在地反映了夔州竹枝歌舞在明代的情形，“吹笙打鼓”尚有唐人“吹短笛，击鼓以赴节”余韵，而“歌者扬袂睢舞……，虽伧宁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云云，则在杨诗中不复见，可证竹枝在明代之新变。

清道光《夔州府志·风俗》载：“巫山是日（元旦）即演龙灯、狮子诸杂剧至十五日始散。”旧志载“诸杂剧”内容是什么，语焉不详。清道光距今已一百四五十年了，夔州及周边地区过农历新年，至今古风犹存。龙灯、狮舞除外，那就是车灯、彩龙船、年宵、龙船调，则竹枝歌舞就寓含在这些“杂剧”、之中。车灯、彩龙船、年宵、龙船调（原属奉节县辖现属建始县的柏杨镇，奉节吐祥镇都有龙船调）以及端公舞、薅秧舞都是竹枝歌舞发展后多种形式的存在。

我们甚至可以说土家族的摆手舞、罗儿调都是竹枝歌舞的新变。

明清时期，是夔州竹枝歌舞的新变时期。首先表现在表演形式的多变，如前所举。第二，竹枝歌舞的衬词[竹枝]、[女儿]已不复见，代之而起的多种形式的衬词如“荷花老海棠”、“柳呀柳连柳”、“竹枝叶儿青”、“姐呀姐儿乐”、“罗儿啷罗咣咣扯……”等。第三，竹枝歌舞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表演风格有变，代之而起的是多种表演风格。有的尚有歌舞乐，如车灯、年宵等。有的则只有歌的成份了，如“山歌唱出巴渝曲”等等。

纵观有二千余年历史的竹枝歌舞，由巫舞而巴渝舞，而竹枝舞，而竹枝多种形式舞，这恰恰证明了，三峡民间歌舞强大的生命力。夔州竹枝歌舞历经唐宋元明清至今，它植根三峡民间肥沃的土地中，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发展、不断变化、而流传到现在。那种认为竹枝歌舞消亡了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注释：

①《乐府诗集》（宋郭茂倩）

②《词律·序》（清万树著）

③《重庆历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④《华阳国志·巴志》

⑤《晋书·乐志》

⑥《汉书·礼乐志》

⑦《晋书·乐志》

⑧《晋书·乐志》

⑨《旧唐书·礼乐志》

⑩《隋书·礼乐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