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环境对杜甫“三峡诗”文本风格的影响
付骁
摘要：杜甫的“三峡诗”，是指唐代诗人杜甫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到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在长江三峡地区生活的两年零九个月共创作的480首诗歌。三峡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对“三峡诗”的文本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文本风格又包含题材取向、语言特色、命题立意三个方面。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分别阐述地域环境对“三峡诗”文本风格的影响。
关键词：杜甫 三峡诗 文本风格 题材取向 语言特色 命题立意
文本风格，是现代西方美学的一个范畴，具体指文学文本的题材取向、语言风格、命题立意三个方面［1］，而影响文本风格的走向有两类因素：作家内在精神气质和所处外在地域环境。按照严格的标准，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熟的作家，其作品都有相应的文本风格，并且由内在精神气质起主导作用，而作家所处地域的变化，有时也会对文本风格产生或多或少、或明显或细微的影响。纵观杜甫的“三峡诗”，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与诗人 “安史之乱”前在中原地区的诗作在风格上有了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是由于诗人内在精神气质的改变，而是三峡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给予了诗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 题材取向：更具审美价值
公元765年四月，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依靠剑南节度使严武逝世，杜甫就携带全家乘舟沿江东下，在位于长江三峡腹地的夔州定居下来。那么，从总体上看，杜甫的新家——三峡——地域环境究竟如何呢？下面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著作《水经注》中描绘的三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2］
从上述这段描写长江三峡自然风貌的名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具有雄奇、险要、高峻的特点。杜甫从渭河平原来到四川盆地，又从成都平原来到长江三峡，由于生存环境的大相径庭，创作的视野理所当然大多要围绕三峡地区独特的自然景物和历史文化展开，如描写赤甲山、白盐山的高险：
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颠。
这与他描写高山的名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心灵感悟加总体白描的手法大不一样，读罢令人产生畏惧感，它把两山独立云天、高耸挺拔的气势用一个“刺”字表达了出来，在美学上更接近“阳刚之美”的效果。再比如他的《登高》中有这样一联：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这联对仗工整、平仄和谐，在律诗发展史上是一座最高的丰碑。从美学的角度看，诗人把高度抽象的“个人的渺小——时间的快逝”对比产生的压迫感形象地传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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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付骁，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05级汉教一班（本科生）
这不能不说把“虚笔”的写作方法运用到了圆熟地步。
以上两例，是从杜甫在三峡写景诗的代表作中抽取出来的，与他以前的诗歌相比，美学意味更突出，因此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他的很多描写三峡奇崛险要、高山深谷的诗句，被后人传诵至今，如“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实在可以成为奉节县编印旅游手册的免费广告。
杜甫在反映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的很多诗作的审美价值很高。在《夔州歌十绝句》里，他颠覆了儒家传统的重农观点，认为在蜀地农业不甚发达的现状下，必须重视商品的流通：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马滩前高浪中。
诗歌着重抒情，这种对于经济的看法和评论，宜用散文写作，而杜甫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位杰出的诗人，却用诗歌出之，正如后人评价的那样他是“第一个大量将叙事、政论、引进诗歌创作，并将其与抒情完美地结合” ［3］的诗人，此诗正是政论与抒情完美结合而且极具美学意味的例子：商船行使在江水的波涛之中，老者高高兴兴地唱着歌。我们知道，诗歌文体与其他文学文体的不同之处，最主要在于它必须用图画说话，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著名的文论《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写到“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具体到这首诗来讲，要把政论写进诗歌，如果写成没有形象感的说理诗，那么审美价值就不高，但事实却是杜甫把政论“画进”了他的诗歌“图画”中：这是一幅经商给蜀地人民带来的欢乐之图。因此，作者所持的较空洞的政治经济见解，不正是通过印在读者审美想象空间深处的正面的具体的图画传达出来并且启发读者对蜀地经济发展思考的吗？其审美价值就在这副欢乐的图画中得到了明显的确证。
就思想价值来看，以上的诗作均没有诗人的名作“三吏”、“三别”等那样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统治下的社会动荡和人民悲惨的命运，也没有使得杜诗有了“诗史”的美誉，然而在三峡地区种种与中原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三峡诗”却五彩缤纷地展现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诗歌的山水审美，这是对杜诗前期诗歌的重要补充，也使得诗人的创作题材更趋多样化，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二. 语言风格：追求怪奇奥僻
长江三峡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质构造形成了“奇”、“险”、“秀”、“美”的风光景色，当诗人身处这样的奇山异水之间时，诗情或多或少会受到外在审美客体的浸染，产生“由物及我的情感旨归” ［4］，“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 ［5］，所以诗的语言风格一改往日的求实稳健、平和冲淡的现实主义作风，创作了许多写得怪奇奥僻、狰狞震荡、变幻莫测的诗歌，仿佛从天而降的鬼斧，让人颤怵，又好比巨浪推舟，跌宕起伏。如他的《赠崔十三评事公辅》，就是这类诗的代表作：
飘飘西极马，来自渥洼池。飒飁定山桂，低徊风雨枝。
我闻龙正直，道屈尔何为。且有元戎命，悲歌识者谁。
官联辞冗长，行路洗欹危。脱剑主人赠，去帆春色随。
阴沉铁凤阙，教练羽林儿。天子朝侵早，云台仗数移。
分军应供给，百姓日支离。黠吏因封己，公才或守雌。
燕王买骏骨，渭老得熊罴。活国名公在，拜坛群寇疑。
冰壶动瑶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诸彦集，渴贤高选宜。
骞腾坐可致，九万起于斯。复进出矛戟，昭然开鼎彝。
会看之子贵，叹及老夫衰。岂但江曾决，还思雾一披。
暗尘生古镜，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无惭困翮垂。
这首诗是赠人之作，按老杜的习惯，本应写得有板有眼，老到自然，然而此诗却写得新奇奔放，光怪陆离，奇崛险奥，首句联想到遥远的“西极马”，再连用三个比喻，这是一波，收尾处又用三个比喻收尾，复起一波，读罢让人酣畅淋漓，岂不快哉！这种在语言上追求怪奇，词语选用上追求力度、硬度、构思上追求奇特的诗风，影响到中唐韩愈、孟郊、卢仝、刘叉、贾岛等人的创作，对“韩孟”诗派的形成起了重要影响，正如杨伦说的那样：“此诗独作涩体，句法亦多离奇，开卢全、孟郊一种诗派，然学之易入奥僻” ［6］。
杜甫写作此诗的地点，仇兆鳌说在“将出峡”［7］的时候，因此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的追求怪奇奥僻的语言风格，必定存在促使作者改变的内外在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许多因素都在起作用，但笔者认为，作者身处峡中所亲眼见到的三峡地区的高峡、深谷、急江等典型的地域景观和亲身感受的极其独特的地域风格显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命题立意：突破儒家传统
杜甫作为一名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封建阶级知识分子，从小经过严格的正统儒家教育，在主张“严华夷之辨”的儒家民族政策的束缚下，曾写过一些对异族持鄙视和批评态度的诗：“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洗兵马》），虽然这是在异族入侵的大环境下抒写的义愤之作，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此时杜甫看待民族问题并没有摆脱“严华夷之辨”的思想框架，至少在“安史之乱”以前的杜诗中，我们看不到对异族的溢美之词。
然而在长江三峡地区，自十六国以来，生活着一个少数民族——僚人，“成汉后期，战乱不断，人口锐减，原来居住在深山丘陵地区的僚人，从贵州及川南地区大量涌入，迁居到川东、川西丘陵、川西平原一带” ［8］。当杜甫在三峡地区居住下来后，和僚人有了广泛而长期的接触，民族观也逐渐发生了非本质性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传统民族思想的束缚［9］。如《示僚奴阿段》：
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郡人人夜争余沥，竖子寻源独不闻。病渴三更迥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阿段作为一个僚人，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在山里穿来穿去引水给杜甫吃，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僚人迁入后，深入内地，普遍与汉人杂居，逐渐融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僚人逐渐接受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与汉人通婚，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逐渐汉化” ［10］，这段文字说明由于僚人长期和汉人杂居，意识深处的民族界限已逐渐淡化，所以阿段对杜甫才能真诚相待，但是，长期受“严华夷之辨”封建教育的诗人杜甫会“领情”吗？这首诗告诉我们，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而且不仅仅是“领情”，诗的结尾还把友人陶侃的少数民族奴仆胡奴和阿段都赞扬了一番。
这类描写和僚人和睦相处的诗歌，其数量在杜甫的整个“三峡诗”创作中虽然不多，但足以表明杜甫此时对异族的看法更趋客观、更务实，这种转变在“安史之乱”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郭沫若先生曾经指出：“在封建时代，一般说来，种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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