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强烈的,无论是大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都十分尖锐地对立着,往往酿成大规模的流血斗争”[
11]。杜甫写这些诗,是想告诉我们:僚人既然能对汉人以诚相待,汉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汉人和僚人是可以结下友谊的,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反过来,虽然国家社稷遭受了“安史之乱”的蹂躏,胡兵烧杀劫掠,百姓生灵涂炭,但是我们却不能以怨报怨,否则这对我们本民族的发展也是不利的。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对外政策。——其命题立意的独树一帜,勇于创新,是前代诗人少有的,这种积极的民族观的形成,是生活在三峡地区的僚人带来的,同时也给予了杜诗巨大的思想价值和民族学研究价值。
四:简短的结语
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论述了地域环境对杜甫“三峡诗”文本风格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杜甫没有到过三峡生活,他就写不出来这些与他前期诗甚至与同时代诗人诗作相比具有明显三峡痕迹的诗篇。这是一个创作与生活的老话题。“文本风格”是一个“舶来品”,是不是适合于引入杜诗研究,还需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且三峡地区作为生活环境对杜甫创作的影响,显然还有其他方面可以进行论述,本文只是把“文本风格”当成一个突破口,如果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则是笔者最大的满足了。
参考文献:
[1] 张家恕.从汪曾祺的创作看地域文化的不变与变.区域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50.
[2]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63.
[3] 赵义山,李修生.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9.
[4] 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2.
[5] 朱光潜.谈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27.
[6] 杨伦.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11.
[7]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291.
[8] 周勇.重庆通史.第一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92.
[9] 关于杜甫和僚人的关系,参看鲜于煌教授的文章,三峡少数民族“僚人”和杜甫诗歌创作之波澜,见其专著诗圣杜甫三峡诗新论,重庆出版社,2001.
[10] 同[7],93.
[11]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8.
责任编辑:刘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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