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飞 庙 的 困 惑

郑文燮

  

 重庆市三国文化研讨会发端于奉节，今年在云阳县召开年会。云阳县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淹没最大的县份、移民量最大的县份，占整个库区移民量的1／6，达16万余人。云阳县是文化大县，文化积淀丰厚，地上地下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物。2004年3月，在云阳县旧县坪发掘出土的东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具有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宗教学、美学、书(法)学，美术史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弥足珍贵，被国家文物部门列为一级甲等，即“国宝"级文物。云阳县除整座县城搬迁以外，县城对面、长江南岸飞凤山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桓侯庙(民间俗称张飞庙)也整体搬迁至新县城所在地的双江镇长江对岸。

    三峡工程给库区社会发展带来的既是干载难逢的机遇，也是一次亘古未有的巨大挑战。以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库区党政官员的共识，但是如何将这种共识操作于每项具体的工作层面，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无捷径可走、无任何经验可资借鉴，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在规划、设计、论证和具体运作中，意见纷纭，给决策、管理带来迷惘和困惑。

    以张桓侯庙为例。修建于蜀汉时期的张桓侯庙，千余年来，香火很盛。它的文化功能由统治者纪念张飞“忠勇”、“仁义”、“护国佑民”的“儒家文化"、“政治文化”，演变成民间祀神祈福保平安的“市俗文化"、“鬼神文化”、“宗教文化’’。清代同治庚午(公元1870年)年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水位达到150米，云阳县城一片泽国，而张飞庙只淹至张飞塑像神座前，毫发无损，老百姓俗称“大水给张王菩萨洗脚。"其后，香火更盛，笼罩在张飞身上的神话色彩更加浓烈。这也导致抗日战争时期，张飞庙成为难民收容所，收容下江难民1000余人，达八年之久，直到1946年，难民才离开云阳，平安返乡。

    清末，在北京担任学部主事的云阳县人氏彭聚星告老还乡，将在北京收藏的历代名人字画镌刻于张桓侯庙，成为今天张飞庙内的文物精华、文化亮点。彭聚星根据苏东坡赤壁赋中“惟山间之明月，江上之清风"句，在庙外凌江墙壁上写了“江上风清"四个榜书大字，使江上往来人清晰可见，成为张飞庙广而告之的传媒。张飞庙前江中有一巨型礁石，形如游龙，老百姓俗称为“龙脊石”，石上自宋元明清以来皆有诗文题刻留咏。这一与涪陵白鹤梁足可比肩的文化遗迹，其实是一处影响航运的暗礁，往来江上的船工无一例外都要到张飞庙烧香祭拜，祈祷平安。船工心目中的“江上风清”，已没有文人士大夫那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而是一种祷祝张飞显灵，敬畏鬼神的图腾崇拜。

    张桓侯庙的精神象征和文化内涵，千余年来，迭经演变。朝廷和市野、文人士大夫和人民大众，对它的文化认同并不一致，但从文化史学的角度看，历代的政府官员及文人学士对张飞庙的题刻留咏基本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在文化界内也并无异议。

    然而此次张桓侯庙的大搬迁，对于庙内的文物陈列、文化定位，在文化界内认识很不一致，意见大相径庭。文物专家主张恢复张飞庙祀神祈福保平安的“鬼神文化"、“民间文化"、“宗教文化”的原生态，对历代文人士大夫风雅、教化的文化行为不以为然。文化学者认为彭聚星的介入，将“市俗文化”、“鬼神文化"、“宗教文化”上升为“文人文化"、“学者文化”、“高雅文化”，使张飞庙的文化内涵上升到一种精神层面，提高了张飞庙的文化品位。

    云阳县新县城所在地磨盘寨下正在建设中的“龙脊石”、“贞节牌坊”、“维新学堂”等11处地面搬迁文物整合点，也如同张飞庙一样的遭遇，有人说是“成功之作”，有人说是一种“败笔”。

    三峡库区旅游业向何处去?文化与旅游如何找到一个和谐的整合点?云阳县主管文化旅游工作的副县长深有感慨地说，我们遭遇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大难题。我们不缺责任，不缺激情，缺乏思想，缺乏理念，缺乏创新意识。

 

                                             责任编辑  龙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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