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奉节：诗城文化及其他》

——与郑文燮先生商榷

唐军

多年没有回乡了，此次春节回到故乡诗城奉节，在众多亲友的热情气氛中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同时意外地欣赏到了故乡文化人努力经营的文化读物，如《秋兴》、《白帝城》、《夔门诗汛》等。收获不小，也为故乡有这些刊物传播的新鲜文化气息感到高兴。

但是，在阅读《秋兴》11期时，有一篇郑文燮先生的《奉节：诗城文化及其他》，使我的眼球不停地受到刺激，随之也让我产生了疑问。郑文的中心问题似乎是因为读到一本导游读物及《秋兴》、《白帝城》等刊物，对“那些弘扬诗城文化，阐释夔州诗人文精神的文章，对奉节文化人的‘自恋’情结感到有话可说”。

笔者与郑先生素昧平生，虽不敢自称为奉节文化人，但我是地道的奉节人，是诗城的儿子，读郑文后觉得郑文有点莫名其妙甚至酸溜溜的味道。因此，也感到有话要说说，向郑先生请教。

首先，所谓“奉节文化人的‘自恋’情结”问题。何谓“自恋”？《新华字典》解释“恋”说:“想念不忘，不忍舍弃，不想分开。”前面加个“自”，就是奉节文化人对“诗城”的情结了。揭穿郑文谜底，奉节本来不是什么诗城，不过是奉节文化人自已想象出来的。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已的观点，作者在倒数第三段中说：“旅游景区的门户是由名人撑起来的。……收集整理著书立说的鲍超民间故事传说，多系捕风捉影的凭空杜撰，纯属戏说，想象虚构，似是而非。文化人这种‘自恋’情结，最终只会败坏文化。”

郑文这些鄙弃奉节文化人的话，从概念上说，似乎用“自愿”比“自恋”恰当。就是说“诗城，诗城，本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是你们奉节文化人一厢情愿吹起来的，别人是不会承认的”，是不是？

然而，郑先生在第五段中又举杜甫在夔州留下的四百多首诗后指出：“如果没有杜甫夔州诗的存在，奉节的诗城文化就失去了意义。”这话说得对极了！我想这正是奉节文化人之所以把奉节称为“诗城”的主要依据（当然还包括自古以来其他众多的诗人及其留下的诗作）。这完全是有根据的从事实出发的，何“自恋”（或自愿）之有？郑先生说这些话岂不前后矛盾，出尔反尔？

其次，郑文说：“奉节县，作为古代夔州郡的辖区，历朝历代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大邑僻远，境内的高山峡谷，恶劣的自然条件又使之极端贫困落后，这种地方恰是朝廷处置官吏的谪贬之所，流放之地。宋代的陆游、王十朋，唐代的刘禹锡都是谪官贬吏。……杜甫从长安流寓到了夔州。”在这里，郑先生想说的大概是：诗城，诗城，只有京城和其它什么通都大邑才有资格充当，你这个高山峡谷、自然条件恶劣、极端贫困的小小奉节县，只能充当朝廷处置官吏的贬所，流放之地，哪有资格充当诗城？啊，这种说法真是让人到了吃惊的地步！岂不知，正是这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他们不平凡的遭遇成就了诗人们的诗作，正是这些贬客，成就了奉节（夔州）这个诗城。李白如果安享唐明皇身边，能写出《早发白帝城》吗？刘禹锡若安住长安城，能写出享誉千古的《竹枝词》吗？不是贬官而是流寓的杜甫，不也正是流寓夔州，才有四百多首夔州诗吗？

至于说，刘禹锡“是个恃才傲物的狂生”，他的竹枝词“‘瞿唐嘈嘈十二滩’一首依然是浮躁狂悖，满腹牢骚”，而“杨柳青青江水平”一首，“总不如夔州土著山歌民谣的自然质朴，

作者：唐军，重庆奉节人，湖南衡阳工作

即兴与实在”；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诗中有一种遇赦后失意又得意的‘轻狂’”等等。大概郑先生不是诗人，不会作诗，前举这些有点门外之谈。

以上陋见，也是随便说说，望高明纠正。

 

责任编辑：龙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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