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3日到湖北利川市采访，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人李漫先生讲，该联是李漫先生的曾祖李小田所撰，当时的原文是：“巫山峡锁全川水；白帝城临八阵图。”李小田的结拜弟兄鲍兰舫改“临”为“排”。 （有传说“排”字为鲍超所改。认为“临”八阵虽据实而写，“排”却更为形象生动，更有气势。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改为“排”后，全联气势陡增，气魄一下就出来了，生色不少。）字是鲍超亲笔所书。鲍超军中一直坚持临摹他人字帖，毛笔大字写得还可以。

李小田（1862－1897），或李筱田，名李浚远，人称小田二老爷。夔州府奉节县人。清光绪九年（1883）北闱[4]举人。李小田擅长诗文，12岁时所作《咏月》诗至今犹为人称道。大水井学士庙、魁山书屋、峨麓书院等许多对联皆出自他之手。李小田很有商业头脑，精于算学。不但开办铁厂，还入股盐厂及长江盐运，一举致富，修建了洋沱坝庄园（今属湖北省利川市洋沱坝），送儿子李孟洋留学日本。如他自己诗歌里所言：“文武两科皆摈斥，偏从算学显奇才。”

鲍兰舫，籍贯不详。据《辛亥革命中奉节反正前后史略》载：鲍兰舫进士出身，原为川北镇总兵，辛亥革命前在奉节县练防营“总统团务”。[5]曾与鲍超认作本家（子侄辈），与李小田、张朝墉、彭聚星等为结拜弟兄。

鲍超与大水井李家有很深的渊源。据说李小田的父亲李永蔚[6]与鲍超是结拜弟兄。鲍超入行伍前流落奉节街头，以捡煤渣、打短工为生。一次鲍超正在李永蔚亲戚家磨石凳，李永蔚来亲戚家玩，两人相识。李永蔚与鲍超年龄相当，有共同语言，常去帮鲍超磨石凳，送东西给鲍超吃。一来二去，两人很投机，于是结拜为弟兄。同治三年（1864），鲍超请假回奉节葬母。派亲兵从大水井接出李永蔚，两人相认。后两家常有来往，李小田从小就在鲍家玩耍。光绪十年鲍超告病还乡。鲍兰舫、李小田等陪同游览白帝城、赏八阵图，“流连久之，”李小田撰写对联，鲍兰舫等评品修改，鲍超兴起，“走笔书画”，写下了这副对联。

鲍超崇拜文人。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是一支由书生领军的文化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几乎全是湖南理学经世人士，他们互相激励张扬，蔚然形成了一股特有的湖湘士林风气。鲍超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免受到一些影响。据晚清赵增瑀（字鹅山）《鹅山诗文全集.书鲍忠壮公轶事》记载：同治九年（1870）鲍超“爵府”（老公馆）落成，赵增瑀随父辈到爵爷府作客，见鲍超“平素好着长衣衫，彬彬习文士态度，与人语熙和乐易。”[7]李江先生在《夔史钩沉.晚清名将鲍超》中叙述：“鲍超虽不能文，但是很乐意买书，买字画，积攒文物。收藏的书籍、字画、文物十分丰富。”[8]民间亦传说，鲍超的幺儿“幺大人”鲍雪船，辛亥革命后就靠贩卖字画、书籍为生。利川市李漫先生讲，他爷爷李梦洋从日本留学回国时，与骆成骧同船，相谈回家后各建一座“奇书阁”，骆成骧赠李梦洋“奇书阁”楹联一副。夔州府中学堂礼聘的洋教习日本人丰田，到李梦洋廉溪别墅做客，参观奇书阁后留下楹联一副：“地非宏景二三层杰阁；橱有中西百万卷奇书。”李孟洋四处搜罗珍本善本。因李家与鲍家是世交，鲍兰舫是李孟洋父亲李小田的结拜弟兄，听说此事后，赠送百余担珍藏的古籍，其中有宋版经书几百部，苏轼、黄庭坚的书画作品等多幅。李孟洋狂喜之下，遂将奇书阁改名“秘书阁”。 而鲍兰舫赠送给李孟洋的珍贵书籍就是鲍超转战南北，多年积存下来的。

另据鲍超侄孙鲍世材（字君彦）1964年亲笔所写回忆录记载：“中法开战，慈禧命叔祖出征，……叔祖带病入京，觐见慈禧。慈禧盛赞其功。叔祖此时因想武改文职，曾用功读书，福至心灵，奏对说：‘太后之德，主上之洪福，非臣之功也！’慈禧奇之，说曾国藩奏鲍超‘目不识丁，只可为将，不可为帅’之言完全虚谬。”鲍世材对鲍超的认识来自父母的摆谈。鲍世材父亲鲍耀三（字祖辉）从光绪初年即跟随鲍超左右，一直是鲍超的管家。

该回忆录证实鲍超“曾用功读书”习字，目的为“武改文职”。鲍超为什么“用功读书”？为什么想“武改文职”呢？笔者认为：既有现实的需求，在心理层面上也有“怄气”的成份。

自咸丰四年（1854）三月鲍超入曾国藩行营，几十年的征战杀伐，相信鲍超吃了不少没文化的苦头。这些苦头应该是他“用功读书”的动力；鲍超出身贫寒，不识字，素以敢打敢拼著称，打了不少的恶仗、硬仗，别人打不下来的仗他都能无往不胜。而曾国藩为首的湖湘文化集团有经世致用的文化意识，于是鲍超被吸收进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文化集团核心阶层，但不免有些格格不入，湘军中有不少人看不起他，甚而至于被别人取巧冒功（奉节民间有不少这样的说法）。历史多有重复，蒋介石学曾国藩，起用行伍出身，不畏难，不怕苦，不讨价还价，打起仗来如生龙活虎的卫立煌。但据国民党陆军大学卫立煌的同窗符昭骞曾说：许多人认为卫立煌是老粗，不学无术，看不起他，誉之为曾国藩部下的鲍超。基于“怄气”的心理动因，鲍超读书、习字也未必不可能；太平军、捻军起义终结后，军人一时无用武之地了，鲍超不能不为自己寻找退路，如“武改文职”，学着写写字，读点书。

同时笔者认为，清光绪十年鲍超游白帝城，作为一个一等子爵，出行一定前呼后拥，有府县官员相陪，鲍超明目张胆要别人替他写对联，还要求落上自己的名字，不大可能。鲍超趁此机会展示自己，表明自己并非“一字不识”倒有可能。

至于凤凰碑”应该是同时所刻，仔细观察，凤凰碑与鲍超联语碑石质相同，包浆一致。既承认鲍超联语碑系清光绪十年冬刊刻，那么凤凰碑则一定刻于清光绪十年。意即不存在“铲去”早于光绪十年就有的凤凰碑上的原《跋文》，留下自己的题款。再则，鲍超家专馆教师常信甫曾为“爵府”书写过一副春联：“木笔一枝，对我朝天书字画；牡丹千朵，看他平地起高楼。”该联以牡丹比鲍超。鲍超幕府中人提议刻“凤凰碑”吹捧鲍超，鲍超自负，自己题款，请工匠刊刻也有可能。凤凰碑虽不是鲍超亲力所为，但是是因他而刻，又有自己的题款，应该不属“欺世盗名”。

 

结语

 

笔者认为既然凤凰碑及联语碑落款、跋文清清楚楚，证据确凿：“大清光绪十年冬春霆鲍超题”。鲍超“走笔书画，以勒诸石”。我们单凭鲍超不识字的传说及凤凰碑《跋文》处有铲磨痕迹就肯定“鲍超欺世盗名”是不妥当的。据新发现的资料及分析看，鲍超从不识字到识字，从不会写字到“大字还写得可以”完全有可能。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随便下结论，说凤凰碑及联语碑不是鲍超所为，更不能随便骂鲍超“欺世盗名”。

 

注：

[1] 巫山峡：指代瞿塘峡.

[2] 八阵图：唐独孤及《八阵图》，李荃《太白阴经》，杜佑《通典》等书认为：八阵是一种古老的军事法则，创于黄帝伐蚩尤之时。是黄帝的属下风后在井田制的启发下创立的。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史载诸葛亮的八阵图遗址有五处，陕西两处，四川三处。四川即成都青白江区弥牟镇、新都县南市（又名棋盘市）、奉节县水旱八阵图。由于年代久远，大自然的消磨，大概南北朝时期，其他地方的八阵图荡然无存了，唯有奉节县的八阵图历代均有记载。夔州做过刺史的刘禹锡，在《嘉话录》（唐韦峋著）里谈到过八阵图；宋知夔州军刘昉在《八阵图记》中不但详细描写了八阵图遗址，还记录了自己根据前人记述，在八阵图遗址基础上令军士“裒石增累，复还其旧”的经过情形。

《蜀中名胜记》引《荆州图副》：“永安宫南一里，渚下平碛上，周回四百十八丈，中有诸葛孔明八阵图。……八阵图下东三里，有一碛，东西一百步，西北广四十步，碛上有盐泉井五口，以木为桶，昔尝取盐，即时沙壅，冬出夏没。”对于夔州八阵图确切方位，说得具体明白。《荆州图副》所载八阵图为水八阵，在梅溪河西岸，俗称鸡翅膀的地方（现已沉入江底）。奉节县还有一个旱八阵，在石马乡八阵村，175水位时被淹。

 

作者：李君鉴，女，重庆市奉节县政协干部

[3] 苏博通额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

[4] 北闱，即顺天府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考试。考中者称为举人。

[5] 见《奉节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6] 李永蔚（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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