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节选自《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注解说：“末乃以黄鹄哀自比，而叹谋之不若阳雁”[10]，“虞舜”比太宗昭陵，“瑶池饮”比太真温泉，含有影射现实，批判现实的意思。而“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则更显出激愤之情。

据载，杜甫长子杜宗文“可能生于750年（即天宝九年），次子宗武生于753年（即天宝十二年）的秋天”[11]，天宝十三年（754）春，杜甫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了长安。杜甫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大大加重了，这时，他不仅要养活自已，还要养活妻儿。

在长安的生活实在难以维持了，不到一年，杜甫就不得不把妻儿从长安送往奉先（在今陕西）投靠亲戚了，自己单独留在长安。

也许由于杜甫不断地努力写诗投赋，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县尉。后来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安史之乱时，唐肃宗任命杜甫为左拾遗。虽然有了官职，但当时战乱，物资缺乏，杜甫所得官俸不多，“当时官吏每天只求一饱”，杜甫甚至“置办不起朝服，只穿着一领青袍”[12]。杜甫由于疏救房琯得罪肃宗，肃宗借故支开了杜甫，命令他回家探望当时在鹿阝州的妻儿。杜甫没钱买马，只得步行回家，杜甫自嘲道：“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他的贫困，可想而知了。

  回到家中，面对的是一片破败清苦的景象和面黄肌瘦的家人：“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节”，“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

杜甫此时的诗歌，更多的是对现实的一种真实的反映，字里行间洋溢着苦苦的愁情。至德二载（757）十月，收复长安，肃宗回京（指长安），杜甫带着全家回到长安，继续在朝廷里担任左拾遗的官职，但是杜甫仍然贫困，因为他在曲江买酒，也要“典当衣服”^[13]才有酒钱，不到一年，杜甫就被调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后辞官，举家搬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如前文所说，杜甫想盖草堂，可限于资财，没有盖成，杜甫这时的生计多半是仰仗友人的资助，同时他开圃种药，“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杜甫《进三大礼赋表》）。但在秦州的生活也无法维持下去，他不得不离开秦州。

乾元二年（759）岁末。杜甫到了四川成都，在城西浣花溪衅找了一块荒地，在朋友的资助下终于盖成了一座草堂，暂且有了安身之处。但也生活得十分艰难，为了温饱，他不得不向当地的一些官员、贵族写诗求助，所以“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百忧集行》）。可见杜甫心中的悲苦无奈，他一面写诗“强将笑语”，献给那些官僚，以求得援助，另一方面，他又在留给自已的诗歌里把自已对某些官僚不顾国家安危，只图个人享乐的讽喻和批判表露无遗：“衣冠空穰穰，关辅久昏昏。”（《散愁二首.二》）

清代学者仇兆鳌注曰：“此讽当时君相知谋国者。衣冠二句，概刺朝臣”[14]，达官贵人虽多，但当国家处于险境，却无一人能为国效力。

杜甫努力地自力更生，他锄地种菜，并继续种药卖药。虽干的是粗重的农活，但杜甫却感到一种由衷的快乐，因为，不必硬着头皮在公卿贵族面前强颜欢笑，也不必写一些没有真情实感的附和诗献给他们。当偶然有客来访，杜甫便高兴得不得了：“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有客》）

此后，杜甫曾一度任职成都节度使署中的参谋，但在一批互相攻击、猜疑的官僚之中，杜甫过得十分难受。不到一年，杜甫就辞去了官职，重新回草堂过起了农人的生活。杜甫从没停止过写诗，他不仅用诗抒发内心的苦闷，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也用诗来记录自已的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诗歌已经成为杜甫的倚柱，杜甫依赖着诗歌，在愁苦中寻找着些微的快乐和自由。

大历元年（766）年四月，杜甫来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

二、 旅居夔州时的生计和诗歌

其实，杜甫在夔州旅居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到两年，中间还几度在州东和州西间迁移。但夔州时期却是杜甫后半生最富足的时期。初到夔州时，杜甫在州东租得一些公田耕种，开辟菜园，种植粮食，杜甫十分高兴，一家的口粮终于有了着落：

畦菜绕茅屋，自足媚盘飧

——《园》

另外，粮食丰收，杜甫更是喜气溢于言表：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

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

御裌侵寒气，尝新破旅颜。

红鲜终日有，玉粒未吾悭。

——节选自《茅堂检校收稻二首·一》

在诗里，杜甫写了观收稻之乐、尝新米之喜。《杜臆》一语中的：“络绎收回，故云终日有，写出贫家暴富光景”[15]。

大历二年（767）三月，夔州都督柏茂琳把州西的四十亩柑林赠给杜甫。不但如此，都督还时常派人送来蔬菜瓜果给杜甫：“清晨送菜把，常荷地主恩。”（《园官送菜》）

从杜甫当时的诗歌里，我们知道杜甫家里有了仆人，不仅有了男仆，还有女仆。《课伐木》一诗的序言说：“课隶人伯夷（《杜臆 》：伯当作柏，隶人不当名伯夷——原注）、辛秀、信行等，入谷斩阴木”。另外，从《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刈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可知，杜甫有一名女奴叫阿稽，一名男仆叫阿段。家中既然有仆人，可以想象杜甫当时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富足的。

笔者推测，正是由于当时较为安稳富余的生活，使得杜甫更投入地写诗。这恐怕是杜甫夔州创作丰富的原因之一吧。但是，即使贫困，也未能影响到杜甫的创作热情。杜甫有着安贫乐道的思想，他曾经在诗里说：

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

贫贱固其常，富贵任生涯。

——节选自《柴门》

他对于物质生活并不苛求太多，即使是在夔州时期，他也仍然住着茅草屋。当他从州东搬到州西时，便把州东的茅屋送给一个朋友居住。这种安贫乐道的观念使他在最贫苦无依的时候，也能保持一种安静平淡的心态去发现、去欣赏大自然的景物，写出不少“清词丽句”，这些诗句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如：“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江雨有怀郑典设》）。

三、 离夔的原因和杜甫在诗歌里对日常生活的超越

然而夔州的生活并不总是快乐的。面对恶劣的天气和偏僻的环境，杜甫感到满腹酸苦：“深山穷谷不可处，霹雳魅魉兼狂风”（《君不见简苏徯》）。夔州的习俗民风也令杜甫无法适应：“浮欲何万端，幽人有高步”（《雨》）。加上思念弟弟，杜甫离夔的心情一天比一天迫切。

杜甫在夔州之所以能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完全是靠夔州都督柏茂琳的赠送和资助。然而当时时局不定，社会动荡，仰仗柏茂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况杜甫年老体弱，旧病新愁并不曾稍减。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终于决定离开夔州，决定舍弃夔州相对舒适的生活，将柑林和茅屋都送给了朋友，带着全家，奔向命运未卜的未来。

然而等待杜甫的，却不是他盼望已久的兄弟团圆和安定的晚年生活，而是新的漂泊，新的困窘，新的动荡。离开夔州，杜甫先后到过江陵、公安、岳州、潭州和衡州，于大历五年，即770年，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客死他乡。

流亡的岁月，贫苦的生活使杜甫深刻体会到百姓的疾苦和官僚集团的腐朽黑暗，使他加深了对现实的认识。这就使得他的诗歌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性。杜甫的一生，是坎坷多难的一生，他所遭遇到的乱世和国难还有个人的挫折、辛酸都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杜甫经历着，也思考着，他一生都在不停地写诗，也在不停地思考，思考救国的良方，思考着人生的种种问题，如：“儿童相识尽，宇宙此生浮”（《重题》），一个“浮”字是多么生动地再现了他的生活啊！宇宙之大，人之渺小，仿佛宇宙中一颗浮尘。这反映了杜甫对于生命的思考。他用诗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也反映着他的日常生活和他所接触到的人，所以杜甫的诗歌不仅具有现实性、真实性、广阔性、深刻性，同时也有思想性和生活性。当然，他的某些为了生活而与官僚贵族唱和的诗歌味同嚼蜡。他的这些诗也保留了下来，使我们看到了杜甫作为普通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辛苦而无奈的一面，也使我们看到了杜甫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这种矛盾和痛苦在杜甫的诗歌里毫不掩饰地流露了出来：“不见秘书心若失，及见秘书失心疾”，如此焦急是为何呢？“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仗藜来细听”（《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原来杜甫是急着要借米回去下锅，甚至都没空细听朋友谈论。诗人为生计奔波、发愁的情形宛在目前。杜甫并不掩饰他的困窘。他在诗歌里，是无比真诚的。

无论是为生计奔波，还是为国事而担扰，杜甫都一一地反映在诗歌里，诗歌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杜甫的皱纹、白发和他的痛苦、忧愁。杜甫已经离不开诗歌了，写诗不仅是他的习惯，更成了他晚年的寄托，无论身处何地，杜甫都习惯地在诗歌里记录着他生活的片断，他的感受。窘迫的生计使杜甫对生活、对社会、对痛苦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并且在诗歌里超越了生计的压力和人生的痛苦。他生活着，创作着，往往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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