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秋兴》札记
易衍澄
近来收到《秋兴》11期，读来颇有兴味，多受教益。这里谈谈几点。
一、 “大唐田夫人墓记”碑的发现及其意义
《秋兴》11期批露了夔州杜甫研究会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发现了标定赤甲山位置的《大唐田夫人墓记》碑。此碑的发现，雄辩地证明今子阳山即唐时的赤甲山，位于夔州东瀼水西岸，说明《水经注》和《水经注图》关于此点的记叙都无误。杜甫夔州诗有关赤甲山、白盐山的描写及其编年，应以子阳山的山形、山势、山色、土色、气候、物象、环境和人文环境来领会、理解和阐释。“墓记”碑的出土发现，比南宋以来任何名诗人、名作家关于赤甲山白盐山的诗、注解、阐释更加权威，这是迄今1113年的铁证。
此“墓记”碑的出土发现，还可判明2000年10月台湾中山大学简锦松教授《杜甫夔州诗“赤甲白盐”现地研究》所论述的赤甲山、白盐山是正确无误的。同时也表明实证观点的整体研究方法（现地的地理地貌、历史地理文献、杜甫本人作诗运用的情形、古代其他诗人称谓实例等四个角度，并且跨越科技地参考其他学科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严整性、科学性。
此外也说明围绕赤甲山、白盐山位移的各种论争，阐述，自南宋以来代不乏人。现今的论述，仅以发现在《秋兴》上的文章，即可见一斑。这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大多显示了学者的辩论的风度，各自以自己的认识来论证、阐述，不强加于人，不盛气凌人，不否定一切。由此可见那些散布所谓“自恋”情结论调否定一切的人，恰恰否定了自己。
二、关于“极端落后”的夔州。
奉节县，唐代属山南东道，是夔州治所，曾设都督府。夔州，是长江上游东段东部的一个州，是唐朝的“本部”土地。宋代，奉节属夔州路，夔州，是路，州的治所。夔州，山川雄伟，人杰地灵，不因离京都大邑之远而减色。杜甫是在唐中期的第二阶段：天宝十四年至大历十四年（755---799））经“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至广德元年：755—763）后的三年即大历元年（766）暮春来到夔州的。唐朝中期，藩镇割据，战争连年不断。虽然如此，唐中期（以至后期），经济文化还是在发展。虽然一连串的反叛、讨伐反叛的战争和侵边入寇、反入寇的战争不断，这都是发生在长江流域以外。因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在免于战乱的情况下，一直在上升（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人民出版社）。杜甫流寓的夔州，如同长江流域其他州一样，免于战争，经济文化还是在发展。杜甫描写的夔州是“瀼东瀼西一万家”人烟众多，“闾阎缭绕接山颠”人居极密，“枫林桔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楼阁相连，枫红桔绿，夔州既庶且富。夔州有水次之便，“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 仇兆鳌认为夔州是人、物聚集之地，“真西南一大都会也”。夔州的农业，公平桂坝，粮仓之地。杜甫描写草堂地区是“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东屯种稻，溉以流泉，民受其利。此外，夔州的水陆驿运也发达，水驿，备有船只；陆驿，备有马匹。陆路一般三十里设一驿，也有水陆相间之驿，如瞿唐驿。驿有长，管理本驿，接待旅客。对夔州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便利。“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可见夔州水运商业的发展状态。简而言之，唐大历前后的夔州，经济文化都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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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衍澄，重庆市奉节中学高级教师。
呈现发展的“本部”州。宋绍兴、乾道年间，夔州也未受到战争的破坏。夔州是紧接兴元战线的大后方。夔州虽比不上京都大邑，但都是祖国相对安宁的一片大好河山。杜甫流寓夔州，刘禹锡任夔州刺使，王十朋任夔州知州，他们或以诗名垂夔州（不仅名垂夔州）或以政绩造福夔州，或者兼而有之。奉节文化人阐释他们诗作的人文精神，揭示他们宦绩造福夔州，将他们思想的精华艺术的魅力加以宣扬，并由此而探讨诗城精神，这绝非仅仅是奉节文化人的“自恋”情结。
三、关于“花瓶”说
《奉节诗城文化及其它》一文的作者说，杜甫曾官任左拾遗。这“左拾遗”大约只是点缀“宫廷文化”的“花瓶”而已。那么杜甫何以得授“左拾遗”，“左拾遗”是个什么官，有什么职责，是不是一只“花瓶”仅供摆设呢？
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从长安逃出，直奔肃宗所在地的凤翔。五月十六日，肃宗下达诰命，授杜甫左拾遗官职，诰文曰：“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议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命中书侍郎张镐赍符告谕。至德二年五月十六日行。”这就是肃宗深知杜甫的的才德，授予杜甫宣议郎左拾遗（从八品上）这个官。“左（右）拾遗”，属下省。其职责：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拾遗”，常在皇帝左右，且直言进谏、上封事，并非备员虚位（并非“花瓶”），品秩虽低，地位却很重要。是不是“花瓶”，还可从杜甫在“左拾遗”官位上干了些什么可以说明。
杜甫上任伊始，便履行左拾遗谏官职责。“至德二年（757）六月一日，宣议郎行在左拾遗臣杜甫状进”抗疏救房王官，触怒了肃宗，诏三司推问，幸得宰相张镐，代表三司推问的官员韦陟、崔光远、颜真卿等人的疏缓，肃宗宽恕了杜甫。这廷前诤风刚平，于六月十日杜甫同左拾遗裴荐、左补阙韦少游、右拾遗魏齐聃、孟昌诰等五人，由杜甫执笔《为补遗荐岑参状》。状进，即以岑参为右补阙。可见左拾遗并非摆设。此后，在乾元元年（759）五月，被肃宗朝免除左拾遗职，贬为华州司功。看来，杜甫也是一名贬官。
四、关于“谪官贬吏”。
刘禹锡与陆游都曾是贬官。问题是他们为何遭贬，何时遭贬，贬后有什么表现，以及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他们的遭贬，对他们的夔州诗词如何看待。
刘禹锡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升迁监察御史。贞元二十年（804）迁监察御史兼监察史。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卒。顺宗李诵即帝位，刘禹锡为杜佑奏授崇陵使官。四月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十一月被贬，初贬连州监史，赴贬任途中，再贬为郎州司马（州司马一人。刘的司马，系员外置司马，即正员编外的司马，闲职。大概与1976年前我国说的把受处罚的干部养起来相似）且逢恩赦不得量移。刘禹锡由京官贬为郎州司马员外置，为什么被贬呢？原来是因为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去世后，顺宗即位刘积极参加了“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是针对德宗时的弊政进行改革。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为此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内容：一、罢宫市、五访使；二、取消进奉；三、打击贪官；四、打击宦官势力；五、抑制藩镇。此外，还放出宫女、闲杂人员600多人还家。这“永贞革新”既整肃了朝政，整顿了经济，又不扰民，还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却损害了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极力反对“永贞革新”，从拥护和反对之中，我们看到“永贞革新”具有的进步性。他们扶植李纯。在顺宗即位后的四月，册立李纯为皇太子。七月乙未权当军国大事。八月丁酉朔，受内禅。己巳即皇帝位。是为宪宗。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805）。宪宗即位后，随即先后对“永贞革新”集团主要人物或赐死，或贬官，放逐边外。此即史称“二王八司马”。刘禹锡确曾是一员贬官，但“永贞革新”是发生在顺宗朝，并非德宗皇帝利用“永贞革新”运动，也并非为了政治平衡把刘禹锡赶下舞台，赶出京都洛阳，贬谪到夔州做地方官。此前，被贬朗州，闲置十年，元和十年（815），刘禹锡量移为播州刺史，后改授连州剌史，连州刺史任上四年多，这十几年，刘禹锡神情不衰，初心不忘，精神果敢，意志坚强，赋诗近百首，充分地表现了这些思想精神。
穆宗长庆元年（821），刘服阙，授夔州刺史。二年（822）正月二日到任。长庆四年（824）八月离任，调任和州刺史。刘禹锡在夔州刺史任上为文十四篇，赋诗三十题四十三首；还有与宾朋不少的文史谈话（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畲田行》、《别夔州官吏》就是有名的佳作，刘禹锡认真地向百姓学《竹枝》民歌，白居易说：“梦得能唱《竹枝》。”刘禹锡将夔州《竹枝》民歌的声情融入七言句的《竹枝词》，改作两组十一首《竹枝词》。这《竹枝词》在百花争研的唐代诗坛上，是一枝奇花，在艺术上有独特的成就，使文人诗词放出异彩。《竹枝词》反映了夔州风土人情，刘禹锡也借《竹枝词》隐曲地抒怀讽喻，或抒坚定不移“初心不改”“心如砥柱”之志，或抒“长恨”小人掀风作浪之心，或抒羁旅思乡之愁。《竹枝词》融合民歌特点。创造了优美的新诗体，影响后世。对《竹枝词》的评价历代颇高，宋苏轼、黄庭坚极为称赞。自唐至清，直至现代，一直都有人模仿创作。如苏轼、黄庭坚、杨廉夫、虞佰生、王渔洋、郑燮、杨慎都有《竹枝词》传世。而今奉节诗人中不乏写《竹枝词》的高手，且有不少佳作。
刘禹锡改作的《竹枝词》，正是他认真向夔州百姓学唱《竹枝》的结果。有人把《竹枝》巴歌民谣与《竹枝词》对立起来，以为总不如夔州土著山歌民谣自然、质朴、即兴与实在。我们以为，第一、山歌民谣虽然如此，但不能代替在此基础上，经过刘禹锡的熔铸和提炼而创作（改作）的新诗《竹枝词》。《竹枝词》是在《竹枝》民歌基础上创作新诗，是诗歌创作的一种渠道。何况夔州《竹枝》民歌的原始形态不见于籍，而我们今天却可以从刘改作的《竹枝词》七言四句中感到《竹枝》民歌的声情。在民歌基础上创作出新诗，代不乏例。今兰何先生把川东民歌《锣儿锣》改编创作出《太阳出来喜洋洋》就是在民歌基础上创作成功的一例。今天，《太阳出来喜洋洋》家喻户晓，中外传唱，久唱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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