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

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濆无险阻。

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徵。

瞿唐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

此乡之人器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

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负薪行》写的是夔州妇女，此诗则写夔州男儿。有人说这是一首劳动人民的颂歌，确实写出了夔州男儿不怕死，敢于长年累月与三峡激流险滩搏斗，虎口夺食的英雄豪情。但是，这首诗也毫不留情地点出了其缺知少识、器量狭窄的悲哀，同样是“为夔州风俗恶薄而发”（王嗣奭语）。“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 《杜臆》释曰：“小儿、大儿，不作两人说，言其自幼而长也。”即为小时只读到《论语》为止，长大了只好收拾行装出门去做生意。现在看来，《论语》是一部深奥的著作，连大学生也未必通读；但在封建社会，《论语》却只是发蒙读物。《通鉴▪隋记》云：“蔡王智积有五男，止教读《论语》，不令交通宾客。”也就是说，只读了《论语》是不够见客的资格的。学问止于《论语》，也仅仅是认得几个字而已，所以“少在公门多在水”。成年之后不是驾船出入风波，就是随商旅做学徒。夔州男儿不重庠序之教，肯定有其经济原因——贫穷。因贫穷而不读书无文化，无文化就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最终也就更为贫穷。如此恶性循环，造成了当时夔州贫穷落后的现实。从而也就形成了“此乡之人器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的土风。清代浦起龙著《读杜心解》释：“‘竞南疏北’者，竞为南中轻生逐利之风，而疏于北方文物冠裳之客也。解者以为恃强慢客，谬甚。”北客，并非指杜甫一人。如果说仅仅是夔州人对诗人白眼相向，诗人就写诗贬斥夔州男儿，那就未免小鸡肚肠了。北客是中原文化的代表，“疏北客”也就是疏远文化远离文化人。归根结底还是无文化轻视文化的结果。

    至于结尾“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杜诗详注》引王嗣奭语认为是“为夔人解嘲”，是“笔端游戏”，笔者认为这是贬低诗圣之说。诗意其实很显豁：如果说（夔州）出不了英俊之才，那么为何又出了屈原这样的人才呢？这个反问句颇有力度，意为不是出不了人才，而是不重教育轻视文化的恶果。“误竞南风疏北客”，一个“误”字点得何其沉痛！出不了人才，那时恶俗所致，不能怨天只能尤人。这是诗圣的激励之语，是其仁心泽厚的具体体现。所以说，杜甫所言“土风恶”，是口恶而心善，是有恶感而无恶意。

令人遗憾的是,诗圣这语重心长的文化告诫并没有让夔州落后的文化有多大的改观。据新编《奉节县志》的统计，1951年奉节全县15——55岁的农民中，有文盲312，000多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490，162人的63.7%。后来曾经多次开展的扫盲运动，恐怕其效果也不容乐观。“文革”中又翻起“读书无用论”的沉渣，新文盲再次滋生。改革开放以后，无文化或识字不多的生意老板、煤炭老板的涌现，厌学青年纷纷弃学经商或外出打工，似乎又证实了“读书无用论”的正确性。于是“误竞南风疏北客”之风重新刮起，这真是有愧于杜老先生一千多年前善意的批判了。

 

峡中览物

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

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

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经春长薜萝。

形胜有余风土恶，几时回首一高歌。

    《杜诗详注》释：“此公在峡而思乡也。”“盖此间形胜虽佳，风土殊恶，几时得回首北归，仍动长歌之兴乎？”前四句追忆华州，后四句峡中有感。“形胜”自在眼前，而“土风恶”之评语当本之于《负薪行》和《最能行》。由比较而动乡情，思乡切而感土风恶，此乃性情中人愤世疾俗之语。

        夔州旧俗种种的文化批判

        杜甫在夔州居住一年另十个月之久，免不了沉浸于民俗之中。他的进一步观感究竟如何？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杜老遗存的430余首夔州诗逐一寻绎，对带有民俗字眼儿的诗句进行了摘抄，竟然还不在少数。略加归类，便可看出一个文化人对旧俗的善意批判。

    “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女得钱留白鱼。”（《解闷十二首》）以山禽引子女觅食，逗出溪女或负薪卖柴或射利盐井得到能够维持家用的钱财，便留下辛苦捕得的白鱼为子女补充营养。艰辛的妇女，慈爱的母性，怎不令人慨叹再三。这是对《负薪行》怜悯夔州妇女的一个实证吧。

    “失学从愚子，无家任老身。”（《不离西阁二首》）写子女因失学而愚，但衰老之身连家都没有，无以苟延残喘，哪里还顾得上子女教育，只能任其愚笨任其自生自灭吧。如此恶性循环何时得了结？短短10个字，传达出如此丰富的信息，是为诗圣，当之无愧。这也算是对《最能行》的有利佐证吧。

“夷音迷咫尺，鬼物倚朝昏。”（《奉汉中王手札》）杜甫一入夔境，首先当然是接触到土著居民。殊不知巴蛮之土话难懂，虽近在咫尺，“呕哑嘲哳难为听”，交流中不知所云；加上相貌奇特丑陋，便觉似与鬼物相伴晨昏。兼之去国怀乡之情煎于怀，便发此直观感受之叹。《杜诗详注》评曰：“夷音，鬼物，厌蛮俗之丑恶，自伤独居夔州也。”

    踏如夔境便走入万山丛中，山势奇高奇险，欲登不得，欲出不行，加之不惯殊俗，诗人的感受更加强烈，如：“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杀人”。（《雨睛》）“近身皆鸟道，殊俗自人群。”（《南极》）天路、鸟道，不可逾越。唯一可寄希望的是“门泊东吴万里船，”却又无力买舟东下，唯有受“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痛苦煎熬了。

   “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巅。下临不测江，中有万里船。”（《赠李十五丈别》）“殊俗状巢居，层台俯风渚，佳客适万里，沉思情延伫。”（《雨二首》）巢居穴处是原始人的居住习俗。“状巢居”乃形似巢居。杜甫在《夔州歌十绝句》对城镇民居有描绘：“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缠绕接山巅。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从这一描写可以推知，“状巢居”是依山势起伏高低不平而建的民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夔州老城还有若干吊脚楼的房舍。斜坡之上以木头支撑搭建之屋，形似于鸟儿筑巢于树。“状巢居”应为吊脚楼之类的建筑，只是更其简陋，甚至于借树搭建，而并非真的巢居于树上。

    “俗民邻鲛室，朋来坐马鞯。缚柴门窄窄，通竹溜涓涓。”（《秋日夔州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此两联极言居室之简陋。鲛室即鱼笱，竹制的捕鱼器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奉节县梅溪河还有人用笱在浅滩上捕鱼，俗称“鱼壕子。”邻鲛室即离鱼笱不远，临溪而居，是便于捕鱼吧。朋友来了连个坐具也无，只好坐马鞯；缚柴为门，不为防盗（也无物可盗），恐怕只有防防鸡鸭乱窜吧。只有“通竹溜涓涓”即“野店引山泉”的自来水，极为诗人称道。

让杜老最不习惯的恐怕要数一日三餐了。“民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谁矜坐锦帐，苦厌食鱼腥！”（《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敕厨惟一味，求饱或三鱣。”（《秋日夔州咏怀奉寄李宾客一百韵》）“塞俗人无井，山田饭有沙。”（《溪上》）黄鱼，《尔雅注》：“鱣鱼，体有甲，无鳞，肉黄，江东人呼为黄鱼。”杜甫有《黄鱼》诗称“脂膏兼饲犬。”可见当年黄鱼之多之贱。

    “劳生共乾坤，何处异风俗，冉冉自趋竞，行行见羁束……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曲直吾不知，负暄候樵牧。”（《写怀二首》）诗人身处异俗之地，虽见羁束，却也只能“冉冉自趋竞。”虽有达士小人之别，但同为劳生，又何需去斤斤计较，求个你曲我直呢。还是装聋作哑，“负暄候樵牧”吧。

唐代夔州贫穷落后，而赌风却盛，杜甫在诗中多次涉及。“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夔州歌十绝句》）“寄语舟航恶少年，休翻盐井掷黄金。”（《滟滪》）“富家厨肉臭，战场骸骨白。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驱竖子摘苍耳》）杜甫称赌徒为“恶少年”，足见其痛恨之深指责之切。可惜恶少年大字不识几个，无法领杜圣告诫之情。以致千多年后的今天，少年嗜赌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赌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逼债火拼之事时有耳闻。为避公安抓赌，赌场转移到船上车上野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了赌博“游击队”。真是无可奈何。

    浓重的迷信思想笼罩旧俗，更是杜甫痛恨至极的事。“旧俗存祠庙，空山立鬼神。”（《谒先主庙》）“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风吹巨焰作，河汉腾烟柱。势欲焚昆仑，光弥焮洲渚。”（《火》）“大旱山岳焦，密云复无雨……封内必舞鄠，峡中喧击鼓。真龙竟寂寞，土梗空偻俯……暴尪或前闻，鞭石非稽古。”（《雷》）清代光绪十九年编《奉节县志》的坛庙，寺观卷点名的有9宫，41寺、21庙、28祠、13观、4坛，还有庵、堂、殿、洞之名目，足证“其俗信鬼”之不诬。至今仍随处可见私人搭建的山神庙、土地庙，其香火之旺，千年如斯。杜甫最痛心的迷信活动则是焚山求雨。《杜诗详注》于《火》诗后引《水经注》云：“广溪峡，乃三峡之首，其间三十里，颓岩依木，厥势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渊，渊北有白盐崖，高可千余丈，俯临神渊。天旱，燃火岸上，推其灰烬下秽神渊，则降雨。又常璩以县有山泽水神，旱时鸣鼓请雨，必应嘉泽。”唐代夔州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原始森林，而求雨之“经月火”，能烧多少次？雷雨毁林在所难免，而人为之火，又何其愚昧！杜甫在《火》之篇末疾呼： “薄关长吏忧，甚味至精主。远迁谁扑灭，将恐及环堵。”这微弱的呼喊，又有谁理睬呢？焚山求雨不得，有云而无雨，于是又“喧击鼓”、拜“土梗”、“暴尪”、“鞭石”，百般乞求，却是“复吹霾翳散，虚觉神灵聚。”连天上的云都散了，哪里有神灵聚会呢？在天灾人祸面前，人显得何其卑微渺小而愚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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