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心灵的质量和实践的态度，甚于看重他在禅宗的地位和佛门的学术成就，甚于看重他在诗歌、书法方面的知识生产。他以出世的心态做着入世的事业，他集儒道释之大成，超越前贤，超越传统。破山真是一位思想自由、态度洒脱的大智慧者！

凡大智慧者必须大自由、大兼容、大洒脱，才能得大开拓，成就大事业。这是我在阅读熊少华先生的著作《破山禅师评传》后的启悟和感受。

 

赋的联想

时下的中国，好似一个建筑大工地，到处都在建设；时下的中国，也好似一个碑林博物馆，到处都在树碑立传，用赋体作传成了一种时尚。对这种时尚，我是不以为然的。记得好像民国前后曾经有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五四运动就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口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曾经在全国广泛征文，颂扬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两年时间，收到为数众多的文章，最后一篇也没有采用 ，只在南京中山陵墓碑上镌刻下了“中国国民党葬孙中山总理于此”的十三个金色大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开国大典上为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纪念碑落成后，碑的正面文字是毛泽东主席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周恩来总理书写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决议中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为丰碑书丹的历史伟人，连名字也未留在碑面上。

我对用赋体为碑文作传不以为然的理由，是在读了不少“XX赋”以后倒了胃口，一是感到这种僵死的文体实在束缚手脚，使人颇不自在，难以表达现世的内容，一是感到这些舞文弄墨的文人有种装腔作势的无聊和可笑，这些关在象牙塔里作的文字游戏，委实有些“关起门来做皇帝的自大和滑稽”，这种与时代隔膜，又缺乏精神内涵的文字究竟能有多大的力量？“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件事可能被忘却，一个人终竟会逝去，真正能够长久留存下来的是精神，也只有精神的东西才具有永恒的价值。

宋朝范仲淹本来是个做官的人，他的文章却在文学史上留存了下来，是因他的一篇《岳阳楼记》。这篇文字并不是为岳阳楼的建设歌功颂德的，是一篇借物抒怀的讽喻文章，是为劝勉他的好友腾子京而作。恃才傲物、而有参与政治改革运动的腾子京从京城贬谪到湖南岳阳后，心情抑郁苦闷，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大发牢骚，范仲淹当时也是贬谪之身，因为同样的政治原因，从京城贬谪到河南邓州。范仲淹是位旷达高远、内敛韧性的人物，就借托腾子京寄来的岳阳楼画像，作了一篇岳阳楼记的文字，文中写下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种思想寄托，成了岳阳楼的千古绝唱，支撑岳阳楼终竟没有颓败、倾倒，而留存至今。范仲淹的忧乐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追求和人格力量，也是岳阳楼的精神支柱。假如岳阳楼记没有这种精神文字的表述，岳阳楼记也就没有多大的文化价值，岳阳楼也不会留存至今。

汉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时代，歌功颂德成为时尚，这大约也是赋体文章兴盛的缘由。汉赋除了形式的繁缛、铺陈、大而无当外，有一种磅礴的气势，给人一种雄浑的美感。到了宋代赋已是不大流行的文体，有思想的文人连诗的格律也感到束缚，追求词的解放。范仲淹有意识的将岳阳楼的文字写成记，而不叫赋，大约有一种对前朝文体不满意的缘因。当然宋代也有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成为宋代文学的华章，但赤壁赋的内涵已不是历朝赋体谀颂的味道，赤壁赋中流露出来的主要是道佛的虚静无为思想。

赋作为一种文体，它的主要功能是歌功颂德，这大约也是历朝历代的帝王们喜欢的原因。皇帝一即位即修陵墓，陵墓一落成必然立有一方丰碑，碑上镌刻着歌功颂德的赋体文字，但这种没有生命价值的文赋，可以说一诞生即死亡。唐朝是一个文采焕然、文人辈出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大约也可以算做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盛世罢。武则天在唐朝的皇帝中，算得上是有作为的君主，她喜欢逆向思维，做人做事常常悖离传统，武则天在在自己的陵墓前立的是一方无字丰碑，一字不著，尽着风流，她让那些阿谀争宠的御用文士下岗失业，留下了一个永远也琢磨不透的谜底，让世人去猜想。

 

                                              责任编辑：魏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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