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对象来看，“熟精《文选》理”所“熟精”的对象是特定的《文选》。因此，“《文选》理”首先应该是指《文选》所固有之“理”，即《文选》一书通过具体的选文定篇在整体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性。
这需要我们从诸如《文选》的编撰旨意和编撰效果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加以阐发。关于《文选》的编撰旨意，萧统在《文选序》中作了较为清楚的阐发和说明。大致说来，《序》文的主要意思有四层：第一，文学发展观。所谓：“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12]1它阐明的是文学由简趋繁、“随时变改”的文学发展观。这一观点决定了编选者编撰过程中“详近略古”的原则。第二，文体论。《序》文对多种文体的特点及其发展流变作了评述，如谓赋为“古诗之体”，诗“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颂“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析理精微”，铭“序事清润”，等等。[12]1这些文体论既吸收了魏晋齐梁以来文体理论的主要成就，同时编撰者又将这些理论付诸具体的编撰活动之中，从而较科学地解决了对众多作品的分类和编次问题。它决定了编撰者的文体分类。第三，选文标准及范围。《序》文称，经、子、史等异乎“篇翰”（“篇章”），故所不取；史中之赞论、序述及凡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篇什，“杂而集之”，“沉思”、“翰藻”是编者对文学性质的认识，也因此成为《文选》的重要选文标准。[i]再从选文的时间范围看，所谓“远自周室，迄于圣代”，“时更七代，数逾千祀”，结合《文选》正文，我们知道，编者共选录周、秦、汉、魏、晋、宋、齐、梁等八代130位作家共700多篇作品。当然，由于受到“翰藻”标准及“随时变改”文学观的影响，[12]1-2故在实际编撰中，其选录作品以六朝居多，集中反映了六朝崇尚丽辞的审美旨趣。第四，编撰体例，即所谓“次文之体，各以彚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这一点更集中地体现在随后的目录中，如赋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15类；诗分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24类；文分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34类。
《文选序》所阐发的这些编撰旨意，成为不少研究者解读杜甫“《文选》理”的一把钥匙。上文述及《师友诗传录》所载历友，及翁方纲和屈守元的观点，其立论依据之一即是《文选序》。历友在例举《序》文中“义以汇举，事以群分”、“略其芜秽，撷其精英”、“事出沈思，义归翰藻”等关键语后，谓“观其自序，思过半矣。少陵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约略言之。”翁方纲认为“言有物”和“言有序”是“理”的“本”和“经”，杜甫对《文选》的熟精表现为“沈思”（翁以“真实”当之）和“藻绘”即理与文二者的结合。与翁氏观点略有不同，今人屈守元先生从分析“出于”和“归乎”两个介词的作用出发，认为《文选》选文坚持以“翰藻”第一、“沈思”第二的标准，故“《文选》理”指文学作品必须美丽，即讲求“藻翰”；还指“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文学发展观。应该说，这些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仅据《文选序》来解读《文选》所固有之“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序》文所阐发的毕竟是编者的文学理想和主观编撰意图，这些理想和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成书之后的客观效果。因此，对《文选》固有之“理”的把握除了要结合编者的编撰意图，更要考察它的实际编撰效果。而这种效果主要体现在《文选》的影响和后人对它的批评上。就影响言，《文选》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自然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但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才士，其编撰经验也为后世诗文总集的编撰提供重要的借鉴。更重要的是，在它成书后不足百年的隋唐之际，就形成了专门的“文选学”；在杜甫时代，“选学”正方兴未艾。此后源远流长，直到今天。就后人对《文选》的批评言，尽管《文选》曾遭到不少研究者的批评和指摘，[ii]但总体上看，居主导的是公允和褒赞的声音。这其中，清人孙梅的评价最为中肯。他曾将《文选》编撰的优点归纳为五个方面，说“揆厥所长，大体有五”：“曰通识。……《选》之为书，上始姬宗，下迄梁代，千馀年间，艺文备矣。质文升降之故，风雅正变之由，云间日下，接迹于简编；汉妾楚臣，连衡于辞翰。”“曰博综。自昔文家，尤多派别。《文志》表江左之盛，《典论》诠邺下至贤。《选》之所收，或人登一二首，或集载数十篇。诗笔不必兼长，淄渑不必尽合。《咏怀》、《拟古》，以富有争奇；玄虚、简棲，以单行示贵。”“曰辨体。……分区别类，既备之于篇；溯委穷源，复辨之于序。”“曰伐材。文字英华，散在四部。窥豹则已陋，祭獭则无工。惟沈博绝丽之文，多左右采获之助。……是犹陆海探珍，邓林撷秀也。”“曰镕范。文笔之富，浩如渊海；断制之精，运于炉锤。使汉京以往，弥抑而受裁；正始以还，激昂而兢响。虽《禊序》不收，少卿伪作，各有指归，非为谬妄。谓小儿强解事，此论未公；变学究为秀才，其功实倍。……杜陵有言，熟精斯理。”[13]10-11孙氏所概括的《文选》通识、博综、辨体、伐材、镕范等五大优点，既是基于《文选序》，同时又能结合《文选》的实际效果，是对《文选》固有特性的最佳把握。
虽然杜甫本人并未就《文选》一书作出理论上的评价，但“熟精《文选》理”本身，却暗含了他对《文选》的一种褒赞和评价；尽管杜甫也未曾就何谓“《文选》理”作出说明，但对“读书破万卷”的杜甫来说，要“熟精”《文选》，从整体上把握接受对象的特性似也是常理之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杜甫所谓“《文选》理”是指《文选》所固有的某些特性和优点。它由《文选》客观呈现，不为接受主体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i] 最早提出“沉思”“翰藻”为《文选》选录标准的是清代阮元，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谓：“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子也，史也，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揅经室三集》卷二）此后，对此问题的探讨日趋深入，先后有朱自清先生《<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沈玉成《文选的选录标准》，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的选编标准》，王运熙《<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等作品问世。参阅今人王立群先生《<文选序>研究》，《现代<文选>学史》第五章，第139-1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ii] 如苏轼《志林》“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辞赋类”谓其“分体碎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谓其“淆乱芜秽，不可殚诘”等。对这些批评，钱钟书先生曾对此作过精彩辨析，参见《管锥编》第四册“一四五“、“二〇一”、“二二一”等则，中华书局1979年版； 及拙作《钱钟书与<文选>学》，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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