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熟精《文选》理”解（续）
林英德
三
在文学接受活动过程中，接受对象固然重要，但读者却并非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相同的接受对象，不同的接受者乃至相同的接受者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接受效果。现代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强调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的地位。他们甚至提出的“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的接受史”的著名论断，彰显了文学接受者及其文学接受活动对文学史构建的重要意义。
因此，当我们站在《文选》接受者角度来考察杜甫的“熟精《文选》理”，则“熟精”的主体即作为接受者的杜甫，就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重点，而“《文选》理”便是进入特定接受者杜甫视野的“理”。这个“理”固然为《文选》本身所具有，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杜甫的理解。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熟精”的前提和“熟精”的表现。就前者言，一方面，“熟精”的前提自然离不开接受对象。如上所述，《文选》具有诸多优点，它“召唤”着杜甫的接受。另一方面，作为接受者，杜甫具有接受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他的创作个性和审美趣味等，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对《文选》的接受态度。关于这点，宋人张戒和清人贺贻孙的两段话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杜子美云：课儿续《文选》。又云：熟精《文选》理。……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殊不知《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汉魏晋奇丽之文尽在，所失虽多，所得不少。作诗赋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从《战国策》陆宣公奏议中来，长于议论而欠宏丽，故虽扬雄亦薄之，云“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雄之说浅易则有矣，其文词安可以为艰深而非之也。韩退之文章岂减子瞻，而独推扬雄云：“雄死后作者不复生。”雄文章岂可非哉？《文选》中求议论则无，求奇丽之文则多矣。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2]456
贺贻孙《诗筏》：
杜子美诗云“熟精《文选》理”，而子瞻独不喜《文选》。盖子瞻文人也，其源出于《国策》、《孟》，而助以晁、嘉诸公之波澜，所浸灌于古者深矣。《文选》之文，自秦汉诸篇外，其余皆不脱六朝浮靡，其为子瞻唾弃，无足怪者。若子美则诗人也，诗以骚为祖，以赋为祢，以汉、魏诸古诗，苏、李、十九首，陶、谢、庾、鲍诸人为嫡裔。子美诗中沉郁顿挫，皆出于屈、宋，而助于汉、魏、六朝诗赋之波澜。《文选》诸体悉备，纵选未尽善，而大略具矣。子美少年时，烂熟此书，而以清矫之才，雄迈之气鞭策之，渐老渐熟，范我驰驱，遂而独成一体。虽未尝袭《文选》语句，然其出脱变化，无非《文选》者。生平苦心在此一书，不忍弃其所自，故言之有味尔。今人以子美誉《文选》而亦誉之，以子瞻毁《文选》而亦毁之，毁誉皆在子美、子瞻，与己何与？又与《文选》何与哉？[15]173-174
在《文选》接受史上，与杜甫推崇《文选》决然相反，苏东坡曾对萧统及其《文选》大发其难：“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序》斯可见矣”；又说：“陶渊明作《闲情赋》，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者，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称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也” [14]2092-2093由于杜甫与苏轼在文学史的特殊地位，他们对《文选》的看似争锋相对的接受态度对时人和后人产生了不小影响。这一现象曾引起不少学者的反思。张戒和贺贻孙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位。今天看来，他们的分析已颇具接受美学的意味。张戒认为，杜甫之所以宗《文选》，一者在于“《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汉魏晋奇丽之文尽在，所失虽多，所得不少。作诗赋四六，此其大法”。这很明显是就《文选》而言。一者在于“《文选》中……求奇丽之文则多矣。”“其作诗乃《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这其实是从杜甫“尚丽”的审美旨趣推导而出。杜甫在诗中曾明确表达他对“绮丽”、“清丽”艺术美的崇尚，《戏为六绝句》其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偶题》：“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比较而言，贺贻孙虽也承认“《文选》诸体悉备，纵选未尽善，而大略具矣。”但他的分析似乎更加强调了接受者的主体性作用。在他看来，“盖子瞻文人”，故“其（《文选》）为子瞻唾弃，无足怪者”；“若子美则诗人也”，“虽未尝袭《文选》语句，然其出脱变化，无非《文选》者。”也就是说，苏轼和杜甫不同的创作个性和审美趣味决定了他们对《文选》的毁誉和弃取。尤为可贵的是，贺氏还提醒时人：作为接受客体，《文选》不会因为苏轼、杜甫的毁誉而发生价值上的变化；作为接受者，应该保持自己对《文选》接受的主动性，不能因为前人的毁誉而影响到对《文选》的正确评判。
当然，《文选》合乎作为“诗人”的杜甫尚“丽”的审美期待，只是他《文选》接受的前提，为他进一步“熟精”《文选》理提供了可能。在《文选》接受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杜甫对《文选》的诵读、品鉴以及在创作中对它的借鉴，是他“熟精”《文选》理的集中表现，也是他整个《文选》接受活动的关键和核心。要理解这点，既要考虑到杜甫的诗法理论主张，更应结合杜甫具体创作中对《文选》的取法情况。
杜甫作诗非常重视诗法，他在诗中曾反复致意，自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自成一家则，未阙只字警”（《八哀诗·张九龄》）；“觅句知新律”（《又示宗武》）；“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等等。这些理论主张既是杜甫创作的实践总结，也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表现在《文选》的接受上，就是杜甫非常娴熟地取材取法《文选》，从使字、用句到意象、体貌等，无不吸取《文选》的艺术经验而加以利用。这些正是杜甫“熟精《文选》理”的主要表现。[①]为了更具体切实的说明这一点，我们试以《渼陂西南台》为例稍加分析。《渼陂西南台》云：
高台面苍陂，六月风日冷。蒹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仿像识鲛人，空蒙辨鱼艇。错磨终南翠，颠倒白阁影。崷崪增光辉，乘陵惜俄顷。劳生愧严郑，外物慕张邴。世复轻骅骝，吾甘杂蛙黾。知归俗可忽，取适事莫并。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况资菱芡足，庶结茅茨迥。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
这是一首典型的“选体”诗，其取法《文选》的痕迹甚为明显。首先，大量用语本诸《文选》。清何焯谓：“‘怀新目似击’，谢家句法。”[16]998仇兆鳌谓：“‘便静’二字，本谢诗，而反用之。”[17]184杨伦谓：“此诗句法多本谢公，所谓‘熟精《文选》理’者。”[5]78朱鹤龄认为，“此诗俱本谢康乐”：“‘怀新目似击’即谢诗‘怀新道转回’也。‘乘陵惜俄顷’即谢诗‘恒克俄顷用’也。‘外物慕张邴’，即谢诗‘外物徒龙蠖’，又诗‘偶与张邴合，久欲归东山’也。‘知归俗可忽’即谢诗‘适己物可忽’也。‘敢适事莫并’，即谢《山居赋》‘随时取适’，又诗‘万事难并欢’也。‘身退岂待官’，即谢诗‘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也。‘老来苦便静’，即谢诗‘拙疾相依薄，还得静者便’也。公云‘熟精《文选》理’，岂真诬耳。”[17]185在李详看来，此诗用句几乎全本《文选》，《杜诗证选》：“怀新目似击。详曰：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怀新道转回’。仿像识鲛人。详曰：木华《海赋》：‘故可仿像其色’。崷崒增光辉，乘陵惜俄顷。详曰：班固《西都赋》：‘岩峻崷崒’。宋玉《风赋》：‘乘陵高城’。谢灵运《入华子冈诗》：‘恒充俄顷用’。劳生愧严邴。详曰：嵇康《幽愤诗》：‘仰慕严郑，乐道闲居。’外物慕张邴。详曰：谢灵运《还旧园作》：‘偶与张邴合，久欲归东山。’知归俗可忽，取适事莫并。详曰：任昉《王文宪集序》：‘盈量知归’。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适己物可忽。’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详曰：谢灵运《还旧园作》：‘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又《过始宁墅诗》：‘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18]89-90其次，从结构上看，《渼陂西南台》分为两大部分，诗的开篇至“乘陵惜俄顷”为前半部分，此“叙登台望陂之景”；从“劳生愧严郑”至诗的结尾为后半部分，“此有栖身物外之思”。这种结构安排收敛自然，既免于松弛，又不至紧骤，此即浦起龙所谓“前半景，后半情，敛驰骤为整饬”，据此，浦氏称其“似‘选体’诗”。[19]11这种整饬的结构本于《文选》谢灵运诗，其《入华子冈诗》、《还旧园作》、《游赤石进帆海诗》、《还旧园作》、《过始宁墅诗》、《登江中孤屿诗》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前半景、后半情”的结构安排。最后，杜甫本诗主要抒发“栖身物外之思”，这种情思意蕴也与《文选》谢灵运极其相似。除诗中用“张邴”、“知归“、“取适”、“忽俗”等事典和语典外，杜甫本诗结语直抒胸臆：“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这种追求寄情山水，超脱尘俗的心态，在大谢诗中曾反复致意：“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之郡初发都》）；“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游赤石进帆海》），“托身青山上，栖岩挹飞泉”（《还旧园作》）等。可见，《渼陂西南台》从句法到结构，再到情感内蕴，均本于《文选》大谢诗，是杜甫“熟精《文选》理”的表现和结果。
其实，吸引人们注意的正是杜甫创作中对《文选》的这种取材取法，古往今来的大都数研究者如高似孙、赵次公、杨慎、杨伦、朱鹤龄、仇兆鳌、屈守元、钱志熙等，就是从杜诗创作技法层面来理解和谈论杜甫的“熟精《文选》理”，他们或结合杜甫的创作实践，或结合其诗法理论，认为这一“理”就是指“诗法”、“法度”，具体又包括字法、句法、章法乃至题材、主旨等等。应该承认，研究者的这些观点均算中肯，“理”和“法”之间确有极大的相通性。
四
最后，从杜甫“熟精《文选》理”提出的具体语境来看，它是宗武生日时的面命之语。对此，我们需要从两方面加以解读：一方面，为绍述家学而督责儿子熟精《选》理。仇兆鳌就“熟精《文选》理”等四句这样解释道：“此以家学勖宗武，公祖审言善诗，世情因而传述，故当精《文选》以绍家学，何必为彩衣娱亲乎？此乃面命之语，非遥寄宗武也。”[17]1478浦起龙亦曰：“中四句，字字家常语，质而有味。由祖而来，诗学绍述，此事直是家业。人言传说有子，特是世上俗情耳，须得学问渊源，本于汉魏，熟精《选》理，乃称克家。岂必戏彩娱亲，方为孝子？面命之语，如闻其声。”[19]759其意思大致相同，即杜甫以熟精《选》理勖勉宗武，为的是绍述诗学家业。大历三年，杜甫作《又示宗武》诗：“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浦起龙解释道：“宗武质美可教，故示之以此。觅句，摊书，鼓舞引进语。试吟，莫羡，一勉之，一戒之。从饮，共长，又复儆惕之。应须二句，上下转侧处。饱经术，告以务学之本，后所云云也。爱文章，引以可造之机。前所云云也，孔门弟子，经术之准，故举以为法。然则公非无本之学也。”[19]784实是重申此意。杜甫祖父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又雅善五言，于“四友”中最富诗才。明代胡应麟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20]65这是事实。对于祖上的这份荣光，杜甫常引以为豪，所谓“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赠蜀僧闾丘师兄》）；“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因此，他把诗学看成是家业的一部分，并以此勖勉儿子，期望儿子能继承家业，不坠家声。所谓“吾人诗家流，博采世上名”（《同元使君舂陵行》）；“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遣兴》），等等诗句，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心迹。因此，除《诗》《骚》外，《文选》作为当时最流传的文学总集，杜甫以此训导儿子，自然再合适不过了。
另一方面，杜甫提出“熟精《文选》理”又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杜甫生活的时代，受科举进士试“以诗赋取士”及“文选学”的影响，《文选》广为推崇，被唐人奉为“鸿宝”。杜甫自不例外，故王士祯谓：“唐人尚《文选》学，李善注《文选》最善，其学本于曹宪，此其昉也。杜诗云云，亦是尔时风气。”（《师友诗传录》）[6]128-129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氛围中，杜甫的“熟精《文选》理”和“续儿诵《文选》”，便多少带有功利的目的，此即清人李重华所谓“由唐以诗赋取士，得力《文选》，便典雅宏丽，犹今之习八股业，先须熟五经耳。……持以教儿子，自是应举捷径也。”（《贞一斋诗说》）[6]936今人傅璇琮先生亦主此说：“杜甫诗所谓‘熟精《文选》理’，不光是对作诗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科举考试说的。又如《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会昌四年十二月记武宗与李德裕对语，李德裕说:‘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歧，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文选》与进士试的关系。”[21]433
[1] [2] 下一页
[来源：https://www.010fl.com/shisheng/201208/8075.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