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杜从入蜀那天起就想出蜀。几年来他在诗中时有流露。严武于上元二年（公元７６１年）十二月来蜀任成都尹，杜甫留居成都。宝应元年（公元７６２年）严武被诏还朝，杜甫为严武送行离开成都，在绵州、梓州等地滞留漂泊一年多时间。他在送严武入京时就说：“此身哪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徐知道叛乱，诗人赴梓州途中，就有东出三峡之意：“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悲秋》）但是他没有及时出三峡，原因之一是没有足够的旅资：“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岛。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奉赠射洪李四丈明甫》），原因之二是因为吴楚也不太平。杜甫这时决心出蜀，除对故乡的强烈思念外，重要的是他在四川已经无法住下去了。现在的四川既有吐蕃统治者的连年骚扰，又有地方军阀的相继叛乱。到了广德二年春，诗人得到了京城收复的消息，北方的战乱已经平定，他就可以东出三峡，北归故乡了。杜甫已经作好了出蜀的各种准备，东下的船也找到了。但是严武再次入蜀，就改变了诗人的行程，“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自阆领妻子却赴蜀山行》），由携家出三峡，变成了携家返西川。这说明诗人去留成都的关键在严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之点。严武再次镇蜀给了杜甫留蜀的信心和力量。广德二年（公元７６４年）三月杜甫回到成都，六月，经严武推荐，杜甫被任命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杜甫进入严武幕府后，除为严武出谋划策外，还协助严武加强军事训练。杜甫在严武幕府中，生活十份融洽。他们一同分韵赋诗，一起泛舟，一起观山游水。杜甫一方面感谢严武对他的扶助，表示要更好地佐助严武。另一方面他又似乎有一种隐忧，入府不到一月就想退出幕府。其主要原因是他本来就不愿入府，入府是为感谢严武的知遇之恩；二是与同僚意见不合矛盾很深。由于杜甫多次恳求严武放他回草堂，严武只好同意，于永泰元年正月解除了他的幕府职务。这就最后结束他一生的僚吏生活。同年四月严武突然病逝于成都。对严武之死，而且是早卒，才四十岁，杜甫无疑是很悲痛的。在“武卒”“无所依”的情况下，五月杜甫就携带家小离开成都。

 

去蜀路线。

杜甫“去蜀”走的是哪一条路线呢？

杜甫是从秦川关塞山路入蜀的。入蜀是安史之乱、仕途失意造成的。自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安史之乱开始至乾元二年（公元７５９年）十二月杜甫赴蜀，中原大乱已四年有余。当时四川比较安定，又有一批亲友可投靠，杜甫就决心赴蜀。他在《木皮岭》诗中说：“冬季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入蜀是在冬季最后一个月，即十二月，当时是全家逃难，并有弟弟杜占同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当时入蜀是很辛苦的。这一带地形险要，，一面是陡峭的绝壁，一面是奔腾的江流。特别是他写的《剑门》一诗，写出了“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的雄奇险峻。杜甫入蜀，主要代步工具是一匹疲惫不堪的瘦马。杜甫流寓四川，一直无法摆脱思念故都和思念故乡之情。现在决心去蜀，他十分想念故都和故乡。所以从入蜀的路线返回，是诗人的首先选择。“如何关塞阻”，说明他首先想到的入蜀的关塞之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一个“阻”字：这有自然的险阻的意思；又有社会的兵荒马乱的骚乱之阻的意思。这就阻止了北去的归路。当初入蜀的时候，诗人才４８岁，年近半百，现在呢，“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他的头发已由白变黄，人已５４岁，大大超过了半百，已属“残生”之年。他如果北走入蜀陆路，就更加艰难了。

诗人作出了第二种选择：“转作潇湘游”。“转作”是一个关键的选择。这是由诗人当时所处的恶劣客观环境和诗人老病难耐的主观情况决定的。“潇湘游”，这就是乘船走水路。由岷江南下入长江出三峡。这是他早已确定好了的路线。广德元年（公元７３６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了。杜甫得到这一消息欣喜若狂，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生平第一快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就是走长江三峡水道。这是一条“去蜀”的最佳道路选择。

综上所述，杜甫的《去蜀》诗是诗人流寓成都的历史总结，它结束了杜甫在成都的定居生活，同时，它开启了诗人在长江三峡的漂泊生活，它拉开了杜甫长江三峡诗歌创作的序幕。所以说，杜甫长江三峡诗的源头应与“去蜀”诗有关。

 

                                           责任编辑：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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