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杨氏夫人并非卒于杜甫之前

王先生这里考证杜甫成婚时间无非是为了推算杨氏卒于大历元年的夔州，杜甫之前。但就依王先生的推算，杜甫开元二十二年（734）结婚，其时杨氏19岁。“合勘元稹《杜君墓系铭》”，杨氏生年49岁，杨氏也并非卒于大历元年（766）的夔州，而是卒于永泰元年（765）前后，即杜甫卒年之后。

王辉斌先生认为历代研杜者是根据杜甫《入衡州》、《逃难》两诗及元稹《杜君墓系铭》推算杨氏卒于大历六年，杜甫逝世之后。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对《入衡州》、《逃难》两诗理解有误上。《入衡州》诗主要是“乳女”的理解问题；《逃难》诗则是编年问题。

（一）、《入衡州》诗“乳女”问题

《入衡州》是一首五言排律，较长。记录了大历五年（770）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观察使崔瓘，据潭州（今长沙市）作乱，自己仓卒逃出潭州，携家避乱入衡州，并准备由衡州到郴州依靠舅氏崔伟的经过。这首史诗从“安史叛乱”写起，历数藩镇割据带来的一系列叛乱。再写潭州兵乱，哀叹贤能的崔瓘不该死：

烈火发中夜，高烟焦上苍。

至今分粟帛，杀气吹沅湘。

福善理颠倒，明征天莽茫。

在这场兵乱中杜甫逃难：

销魂避飞镝，累足穿豺狼。

隐忍枳棘刺，迁延胝胼疮。

逃难仓卒又狼狈：躲避四处乱飞的箭我的魂儿都吓掉了；在豺狼般的叛军中穿行逃命我累坏了双腿。东躲西藏，枸橘刺伤了我的脚；东奔西走，双脚打满了水泡。我还得忍着疼痛拼命地跑啊，因为江边船上我的妻儿不知怎么样，他们也一定担心着我的安危。

远归儿侍侧，犹乳女在旁。

因为在生死线上奔走，因为边躲边走，因为彼此心急如焚，故算得上“远归”。在一家人团聚时：看到我狼狈归来，儿子连忙站在身边侍候我，尚在吃奶的女儿依偎在我身旁。兵乱中亲人团聚犹为珍贵。“远归儿侍侧，犹乳女在旁。”语句虽然朴实，但彼此那份怜惜的真情跃然纸上。一般的注杜家都这样理解，把“犹”训为“犹有、还有”。

王辉斌先生却偏认为“犹”字当理解为“好似、犹如”：“这次由潭入衡，弱男侍从在侧，犹如女儿在我身旁一样。”认为“这是杜甫在此行途中对于此前已死的幼女的怀念。”这里明明诉说着一种战乱中亲人团聚之情，却钻出“对于此前已死的幼女的怀念”是不是有点突然？明人王嗣奭不是评说此诗“总叙目前情景，而一气流走，绝无滞碍”吗，如果像王辉斌先生那样理解，诗意不但不流畅，而且总显得有些不合常理。笔者也不知凭什么王辉斌先生认定侍候杜甫的就一定是“弱男”，而不是宗武？从夔州到荆湘到杜甫死亡，宗武一直在身边，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事实啊！笔者只好这样理解：王辉斌先生为了否定“乳女”，当然要出现一个“弱男”罗！

就杜甫诗考之，杨氏夫人生育能力极为旺盛，从杜甫零零星星的诗句中，可以发现至德二载（757）前杜甫至少已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历五年《入衡州》诗里“乳女”大概3岁左右吧，笔者认为此“乳女”可能是在夔州出生的。在夔州时期，杜甫一家的生活相对安定，杜甫的身体相对来说不致太糟，杨氏夫人40岁左右（依笔者推算，开元二十九年（741）结婚时杨氏15岁），养个孩子是有可能的。

（二）、《逃难》诗编年问题

一般研杜者都从仇注，将该诗系年于大历五年（770）。王辉斌先生从浦起龙注，将该诗系年于乾元二年（759）。不妨看看原诗：

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

疏步缠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

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

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

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

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

王辉斌先生认为“仇氏仅以‘涕尽湘江岸’五字，便认定是诗为大历五年所作，实未免有点武断。”笔者认为仇兆鳌及从仇注者，将该诗系年于大历五年（770），决不是“仅以‘涕尽湘江岸’五字”。读了全诗，我们应该能注意到该诗的用词：“南北”、“乾坤”、“复”、“回首”等。“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及“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等诗句可以看出该诗明显带有回忆总结性质。是“南北逃世难”中的“五十白头翁”。“南北”可虚指也可实指。韩成武、张志民在《杜甫诗全译》里就注释为：（杜甫一家）“在北方时逃安史之乱，由奉先逃往白水、鄜州，又由沦陷了的长安逃到凤翔，复由华州经秦州、同谷逃到四川；在南方逃段子璋、徐知道和崔旰之乱，如今在湖南又逃臧玠之乱，所以说‘南北逃世难’。”有了上述的一系列逃难，才有这次湖南逃臧玠之乱的“妻孥复随我”之“复”字，有可以“回首”的“悲叹”。若从王先生所说该诗系年于乾元二年（759），那只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逃难开始，（乾元元年6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弃官，约于乾元二年6月前西行到秦州，开始漂泊。）说不上是“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五十”则是从华州弃官逃难（时杜甫48岁）算起，取其整数。“奔走苦不暖”的“暖”，不是“非冬即春”指时令，而是“不暇暖席”的意思，以铺都没睡暖和，言自己逃难在外没有固定的住所。既然该诗明显带有回忆总结性质，又有“涕尽湘江岸”五字说明写作地点，那么应该尊重事实，从仇注者，将该诗系年于大历五年。

以上所述说明出了理解问题的是王辉斌先生，笔者想王辉斌先生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一定不会这样来理解杜诗的。既然大历五年“乳女”确实存在，“妻孥”仍“复随我”，那么说明大历五年杨氏夫人尚在人世，当卒于杜甫之后。杨氏夫人是否卒于大历六年只是推算。如果笔者对杨氏夫人结婚年龄的说法可以成立，杨氏夫人则可能卒于大历十年（775）前后。

三、《促织》诗不是悼亡诗

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

草根吟不稳，床下意相亲。

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

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

——《促织》

王先生认为《促织》诗是一首“隐晦”的悼亡杨氏的诗。但似乎历代的研杜者都无此说。依笔者蠢想，既然杜甫与妻子感情深厚，为什么要“隐晦”地悼亡杨氏呢？唐代离婚改嫁与现在差不多一样“自由地流行着”（《中国女性史》），杜甫即使再婚，老婆也不会去嫉恨一个死去的“前任”，凭什么不可以鸣鼓响堂地悼亡，偏要“隐晦”地悼亡杨氏呢？

笔者认为王先生以王嗣奭之说为依据欠考虑。“‘故妻’，已去之妻。”王嗣奭对“故妻”的解释只是一家之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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