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江上宅》诗考辨
田 雪
唐乾元二年（759）秋，杜甫避乱陇右，曾写下大量足以荣登唐诗巅峰的诗篇，《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简称《江上宅》）就是其中的一首。诗中记叙了诗人去两当县造访同遭贬黜的两当籍友人吴郁，而当时吴郁又被朝廷赦免，去了长沙做官，因此诗人造访不遇，仅见一座空宅，思及往事，遂写了这首诗：
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欢汝江上宅。
鵾鸡号枉渚，日色傍阡陌。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容？
哀哀失木狖，矫矫避弓翮。亦知故乡乐，未敢思宿昔。
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
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迹。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
不忍杀无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
仲尼甘旅人，向子识损益。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
余时忝铮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
行迈心多违，出门无与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
笔者对诗中的几处地方在此做点注释：
江上宅：位于两当县东南端之红崖河汇合嘉陵江的入口处，古曰琵琶洲，俗名枉渚。洲者，水中陆地也；渚者，水中小于洲的小片陆地曰渚。汪渚实为江岸石崖延伸于江心，隐而后起。其东南西三方环水，惟北隐隐与山岸相连。渚上树木森森，绿荫匝地，吴郁筑宅于其上，宛如化外桃源。今两当县已辟为旅游胜地。
金闺籍：金闺，宫中的小门；籍，即书册。诗人犹言自己与吴郁都是宫中登记在册的同僚。
忝：有愧于。犹言吴郁蒙冤遭贬，自己没能据理申辩，实在有愧于诤臣应尽的职责。
“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这是一个概指时令的句子。寒城：漫指诗人此行沿途经过的城镇。“朝烟淡”、“落叶赤”都是河池、两当在寒露、霜降时节的气候特征。“阴风”：北风。河池、两当在嘉陵江源头流域，一般在“霜降”前后北风开始到来。
“行迈心多为，出门无与适”：诗人感叹自己奔秦窜陇避乱，所到之处皆不是自己愿意驻足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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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雪，甘肃省陇南市原文联副主席，徽县原文联主席。
方。“无与适”，适即适合，犹言逃难中没一个适合自己落脚的寓居之处。潜台词是“所以我准备去同谷栗亭碰碰运气。”
《江上宅》这首诗于明清成册的《杜诗镜铨》、《读杜心解》、《杜诗详注》乃至《全唐诗》等均有收录。在清人杨伦编纂的《杜诗镜铨》中，收录在卷六的最末一首，卷七的开篇是《发秦州》，可见《江上宅》为诗人在秦州所写。但是就这么一首写作时间确凿的诗，后来一些研究杜诗的学者（尤其是一些地方志研究的专家）却公然说《江上宅》一诗排序有错，应该编排在卷七的“同谷诗”里，甚至明确指出应排在《发同谷》前，理由是同谷栗亭离两当县琵琶洲仅百里之遥。另一种说法是：琵琶洲和水会渡同处嘉陵江上游的秦巴山区，水会渡在琵琶洲之南，相距竟四十多里，所以诗人从水会渡去访吴郁最为合理，结论是包括《杜诗镜铨》在内编篡的历史版本排序有错，《江上宅》一诗应排在《水会渡》之后。此说一出，和者甚众。实际上这些人也说的是两条路线：一说认为杜甫从同谷栗亭（今属徽县）骑马出发，经河池县，走两铺垭，过黄沙驿（有人误指为白沙渡），北折石圌（站儿巷），沿嘉陵江岸经西坡到琵琶洲；一说认为是杜甫离开同谷入蜀途中到了水会渡（今徽县虞关）突然想起在凤翔朝廷共事的老朋友吴郁的家离此不远，便骑马出发，渡许坝，沿嘉陵江北行，过嘉陵镇、黄沙驿、石圌、西坡到琵琶洲。按此二说，《江上宅》一诗理应收录在《水会渡》后，故《杜诗镜铨》等排序的确有错。但是，笔者总觉得疑窦环生：一是因为《江上宅》一诗辑录在历史上成书的杜甫“秦州诗”末，总得事出有因，古人绝不会疏忽到胡编乱排；二是无论从同谷栗亭出发或者由“水会渡”突发奇想而改道，都面临一个道路是否畅通的问题。琵琶洲座落在秦巴山区腹地，这里万山簇拥，道路崎岖；嘉陵江两岸石壁千仞，沟壑万丈。唐代的琵琶洲也仅有一条连通两当县城的山径，除此别无他途。即使现在除沿嘉陵江修筑的宝成铁路经过及两当县通往琵琶洲的乡村公路外，其它山峦地带依然原始闭塞。令人难以想象生活在1300多年前唐代的诗圣杜甫，胆大得敢骑着一匹瘦马在人地两生，路径不明的高山大峒去瞎奔乱闯。
笔者重读杜甫陇右诗中的《江上宅》一诗，从字里行间透发出的诸多信息，无论从诗人探访吴郁的目的和动机，也无论从成行的时间和路线，无不否定了出发地是同谷栗亭一说，却足以说明诗人是在寓居秦州期间去两当探访好友吴郁的，因此明清诸版本将它排在秦州诗里（即卷六末尾）也是绝对正确的。笔者并非出于哗众取宠，非要跟某些权威叫板不可。笔者目的在于澄本清源，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为此，不揣冒昧，一吐胸臆为快。
先从诗人探访吴郁的目的说起。乾元二年（759）七月初，诗人杜甫携家挈口到达“陇右行”的第一站秦州（即今天水市）。因其侄杜佐早先在秦州东南之东柯谷（今甘泉）卜居，所以他也准备在东柯谷定居下来。秦州在黄河上游渭水南岸，属华夏人类发祥地之一。上古的伏羲、女娲族最早就活动在这一带。秦州北临渭、黄，南踞秦岭，山川秀美，人烟稠密，物阜年丰，本来是西部适合人类居住的富庶地方。谁曾想，时值大唐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祸及北方，长安以东的战争如火如荼；秦州以西吐蕃乘机攻占石堡、西平等三镇及威戎、镇戎、河源等七镇，使秦州这片净土一时成为东有叛军进逼，西有土蕃骚扰的战争前沿。杜甫下车伊始，便感到了“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未暇泛沧海，悠悠兵马间。”（《秦州杂诗》）的战争气氛。尽管处境如此险恶，诗人开初还是准备在秦州长期住下去的：“万方同一概，吾道竟何之。”“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秦州杂诗》），但是居住渐长，他发现现实离他的企望越来越远。他成天看到的是“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带甲满天地，何为君远行？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送远》）传入他耳朵的是“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将军别换马，夜出拥雕戈。”（《日暮》）这些无不表明当时的秦州是火线前沿。他在秦州看到的是坦然自若得像在自己家园悠闲的羌兵、羌妇、蕃马和累累白骨；听到的是胡笳、号角和悠哉乐哉的胡儿的欢声笑语。这是殊死战争的警镝，是惨烈杀戮的前奏。诗人面对此情此景，深深感到自己和家人身家性命已经处于巨大的威胁之中，使他不得不考虑及早远离战场，去寻求一个相对安宁的地方安身立命。基于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他怀念长安、怀念李白、怀念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还寄书（诗）给远方的朋友，诸如彭州的高适、虢州的岑参、岳州的贾六丈，巴州的严武，甚至隐居嵩山的友人张彪，用“笑为妻子累，甘与岁时迁”的自嘲来表达离开的心愿。这一章章诗文，除畅叙友情，表达思念之余，笔者以为他还有一层试图撞个安定的栖身之所的想法。当然，这个“不言而喻”的心愿，后来因同谷韦评事的邀请才得以实现。后来他从秦州去同谷，又从同谷栗亭去四川投奔剑南节度使的严武，最终蛰居成都浣花溪才算终结。笔者大胆猜测，诗人远涉崇山峻岭去探望吴郁，似乎也有求一安身之地的打算。尽管很渺茫，也只好硬着头皮去碰碰运气。思想动机是具体行为的本源，杜甫去两当访吴郁并非闲情逸致，而是带着强烈而明确的期求。当然这种另择他地而居的愿望，只有在秦州最为强烈。后来得到同谷韦评事“栗亭名更嘉”的邀请，他毅然决定去同谷栗亭卜居。但到了栗亭又因羌人肆无忌惮的东侵，陇南战事吃紧，同谷告危，处境更加糟糕，声泪俱下的《同谷七歌》便是最真实的写照。此时，他已得到剑南节度使严武兼任益州刺史的消息，十分崇拜诗圣的严武邀请他到成都去。杜甫此时在同谷已是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他既受严武相邀，又怎会盲人瞎马再去两当“江上宅”碰碰运气？所以，诗人蛰居秦州时去两当吴郁《江上宅》是合情合理的。
其次，以时令推断也是足以证明诗人是从秦州而不是同谷或栗亭去两当造访吴郁《江上宅》的。众所周知，杜甫是唐乾元二年古历八月初到达的秦州。在东柯谷住了约三个月，于十一月初离开秦州，踏上了去陇南同谷的漫漫征程，约模十一月初休驾于同谷栗亭。十二月初一离开同谷栗亭南下四川。按中国固有的一年二十四个节气讲，诗人在秦州三个月，度过了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在同谷栗亭一月，度过了大雪、冬至。在此不妨用诗人自己的诗句来对应时令。《江上宅》开篇便是“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两当地居秦岭南麓，属南北界线的交汇带。居岭南，又从属南方气候稍浓厚一点。这一带地方的“朝烟淡”一般出现在“秋分”以后，“秋分”以后因夜里降温，山区早晨普遍出现淡淡的薄雾，似有若无旋浮在低空。“落叶赤”这一自然现象在徽县、两当一般为霜降后的景色：山间乔木叶子在霜降后开始黄落，而灌木叶子则殷红，漫山遍野黄红暗绿，诸色交杂，别是一番景致。如果说杜甫是从同谷栗亭去两当琵琶洲，时令应该在“大雪”或“冬至”，那时节陇南一片严冬，四野白雪皑皑。请看《同谷七歌》描述的正是这个季节：“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诗人描写的景色两相比较，《江上宅》的成诗时间应该是九月中下旬，而那时杜甫还在秦州。所以，坚持杜甫是从同谷出发去《江上宅》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三是弄清杜甫去两当琵琶洲的路线，也是判断诗人从何处去《江上宅》的重要依据。如果按从同谷栗亭出发去琵琶洲，他必然经过固镇（今徽县城）、两铺垭（今属徽县）、草滩（今属徽县）、鱼滩（今属两当）、石圌(今属两当)、西坡（今属两当）到目的地，全程约八十多华里。或者经过固镇、永宁（河池故城）、江口（今属徽县）、两当县城，由两当去琵琶洲，全程约一百五十里。两条路都是山间小路，至今无人问津，在唐代是否通畅实在令人怀疑。如果按“杜甫启程南下四川途中从水会渡去探访吴郁的，那更是无稽之谈。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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